西方白人为了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强调他们是救世主，走到哪里都是居高临下，尤其是当他们在一百多年前进入到了亚洲后，更是认为，亚洲不同于非洲，在非洲，许多地方还很原始，很荒蛮，用他们的那一套可以说顺风顺水，可到了亚洲后，尤其是在华夏，他们的宗教传播就碰到了问题。
在汉民族的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让宗教浸透到社会生活中去，而西方当时，虽然已经在进行宗教改革，可是，不管是新教还是原来的天主教，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浸透到骨子里的，哪怕是到了二战时期，一些政治家出来鼓动的时候，仍然不会忘记用宗教的概念，说到最后都是“上帝保佑”，可是在华夏，传教士你可以用行善、互助等等概念教化信徒，却是无法让信徒去为洋教的理念献身和牺牲自己的利益，宗教在华夏那是心灵上的一种抚慰，而不是调动人去进行血腥的杀戮和攻击，这就是洋教在华夏始终传不开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最早到华夏传教的含义并不是完全的文化、宗教入侵，更大的目的是到东方来偷学一些科学技术，比如，到华夏来学习造船技术，海上观测方位的技术，等等。有人说了，近现代航海技术不是西方发明了六分仪吗？实际上不然，六分仪正式登上航海舞台是1730年，那在这之前呢？人类是如何进行远洋航行？
早在六分仪出现前三百年，就有大明的郑和下西洋，而且前后多达七次，整个船队有200余艘各种类型的船只，大的船只载重量超过5000吨，就是与现代军舰比起来也毫不逊色。配套的方向定位和识别，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郑和的船队下西洋，西洋人根本不知道远洋航海是怎么回事。
西洋人的大航海时代是郑和下西洋一百年后的事情，在这之前，对方位的识别是没有人可以比得过华人的。早在南宋的时候，东南沿海就有大批失去土地的民众下南洋，这些人到了现如今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暹罗等地，单纯的靠着海岸线走，是不可能到达菲律宾和印尼的，这是个常识问题。在那个时候的欧洲航海最远的是哪里？除了地中海中的岛屿，就连靠近北非附近的岛屿都还没有发现，那个时代的欧洲造船别说跟华夏比，就是跟奥斯曼帝国的船也比不了。
正是郑和下西洋带动了阿拉伯商人的海路商贸，促使了华夏科技向西域流传，一些华夏的经典书籍和科技书籍开始向西域传播，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就是到中国来刺探科学技术，学习华夏科学技术的。
许多华夏古代哲学书籍传到了西方后，这才产生了诸如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哲学思想，我们纵观欧洲的许多思维哲学发展的时间就可以发现，几乎清一色是在16世纪以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初页时，在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的呼声，产生了俄罗斯革命等暴力运动，可以说，这些都是经历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后的产物。西方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与东方生产关系完全不一样的群体，那就是失去土地的产业工人，而在东方文明里，恰恰是发展了几千年而缺少这个群体，是东方社会发展不需要还是东方文明的规范使然？这个问题以前无人去思考，甚至在大革命时期，还有一群先贤认为应该模仿俄国革命，发展这个群体。
事实上，纯粹的行业群体在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在华夏的发展历史中，并不是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有，规模还非常大，比如，从秦朝开始，各种军械的生产就是被朝廷严管和集中的，秦军是以弓弩为优势统一华夏的。其后的历朝历代，这种模式基本没有变化，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都会被统管起来。
那为什么在华夏就没有那种西方人说的群体呢？因为，这些人是可以随时转换身份，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家一亩三分地的发展外出谋生的，我们再看看，这与当下的农民工又何其相似？当人们的这种自然身份被强制转换和固定后，会产生什么呢？俄罗斯的前身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走那样的道路。
回到现在，华夏的活力让西方恐惧，甚至颠覆了西方的一切哲学理论和经济理论，无数次，他们预测华夏要出问题了，在经济上要出大问题，要硬着陆，可是，他们唱衰华夏20多年的结果就是华夏越来越强，已经强到他们恐惧。
西方理论界认为华夏是没有经济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实际上华夏不仅有，而且非常简单，这个理论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那就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试问，在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敢像华夏这样喊出“以民为本”的施政纲领？有哪个社会结构和体制能够把极贫消除？西方奉行的社会制度本身就不是为普通人服务的，是为资本服务的，是打着普世的幌子，鼓励人们不择手段的坑蒙拐骗，一旦失败了咋办？去当流浪汉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