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稻为桑的事情，梁叛当然是从吕致远的书信中瞧来的。
问题是在吕致远的书信当中，从来就没有将北京都察院和改稻为桑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梁叛因为于高层政治没有任何认知，不明白各类人事之间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想不出这两件事之间的关联。
他第一次看到“改稻为桑”四个字，是在一封两年前的书信当中。
那封书信上说的是崇佑三十年初朝中的一件八卦——当然，现在梁叛已经不再将这件事当成八卦来看了。
崇佑三十年九月曲周县李贼聚众起义，先后攻入山东巨野、河南太康等县，随后打进南直隶，围攻亳州，声势愈来愈大，以至于朝野震动。
因为当时淮河颍水之间年馑大荒，所以这场叛乱有大量从贼之众其实是淮颍之间的灾民，朝廷便想出一个“以抚代剿”的策略，打算安抚灾民，让叛军自行瓦解。
这个思路原本是极其对症的，既能宣扬皇帝爱民之举，又可减少杀伤冲突，但当时户部却极力反对，直言灾民贪得无厌，京畿各仓已尽数空虚，无力赈济满足。
对此都察院附议，认为户部说得有道理。
内阁一查京畿各个仓场，果然只够应付当年的支度，便开始彻查钱粮的去向。
这一查才知道，原来不是钱粮挥霍得多，而是每年进账太少。
大明朝至崇佑年收入一年减似一年，国库连年空虚，至此已有积重难返之势。
于是当年腊月，董阁老下令南京都察院会同户部、户科三司查勘后湖黄册、各处上报最新鱼鳞图册。
可是两个月后南京都察院纹丝未动，各处衙门除了南直隶苏州府以外，竟然无一送到图册。
董阁老在朝会上大发雷霆，派人备查各处租役，整理核对，发现崇佑三十年天下田土在册者竟然只有三百二十六万四千顷有奇。
这个数据与洪武初年的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相比缺失大半，即便与弘治十五年的四百二十二万顷、正德十二年的四百一十四万顷相比，也相差近百万顷之多！
董阁老命各衙门一再核对，结果毫无改变。
就在这种关头，湖广督粮道极其“巧合”地给内阁上了一道奏疏，直言湖广额田原有二百二十万顷，今只存二十三万，十去其九，其中猾民铁脚诡寄、移丘换段，隐匿欺瞒之数不可胜数，请朝廷清丈彻查。
随同奏疏而来的，是从崇佑二十二年至崇佑二十六年之间所搜集的证据，也就是湖广部分州县的户房白册，其中有真实的人口田亩数量，以及各地豪族与贫民互相勾连隐瞒的情形。
从信里不难看出，吕致远、张守拙、李裕以及湖广的那位粮道，似乎都是董阁老的信徒，他们一力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重新丈量核对田亩，将那些隐田诡户掀个底朝天，重振大明的均田和租税！
但是奏疏送到北京的时候，董阁老已经重病无法理事，内阁暂时由次辅庞翀接管。
然后这位督粮道就被罢免了。
就像四年前替他搜集证据的湖广布政司照磨所照磨李裕一样。
但是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庞翀便打算效仿洪武年改稻为桑的故事，决定增加江南桑田和棉田的比例，以经济作物代替粮食作物，提高丝和棉的产量，增加收入。
庞翀所代表的保守派，显然是不愿意用清丈田亩这种激烈手段来动摇社会结构的。
然而这种政策再次遭到了户部的反对，这个担任大明朝大管家的部门，第二次驳了内阁的面子，理由只有一个：天下粮田已自不足，不事增益，奈何愈减？
都察院再次附议，再次认为户部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