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聊到这个份儿上，冉清不能再说甚么了。
如今天下的文人但凡开蒙进学的，无不是朱圣人的门生，只有梁叛这种完全由另外一种教育体系教出来的野路子，才敢直呼朱熹之名，才敢质疑朱圣人的权威。
冉清虽然本身同吕致远一样，并不怎么推崇八股，但是对朱圣人还是不敢有丝毫不敬的。
她甚至觉得，教给梁叛这番见解的人，若不是用心险恶，至少也存心戏弄——她还是把梁叛当成了那种“借题发挥”来讨好自己的浮浪之辈。
毕竟梁叛的履历在那——一个没进过学的捕快，就连最最认可其人的吕子达，也从未对这人的文章学识有过任何肯定之词。
当然梁叛也不想再继续深入这个话题了，因为他已经知晓了夫子和朱熹的答案，对这两个貌似相同的答案也有自己的判断：孔子的答案“不错”，朱熹的答案“不对”。
两人抛开了孔圣人和朱夫子的话题，在竹林中走了一会儿，便聊起吕致远的诗集子。
冉清本不打算同这个“借题发挥”的假文士谈甚么诗词——连“四书”都没读过的人，哪里谈得上诗词？
但是她不得不谈，因为她在《秦淮子集》中发现了自己写给吕子达的信，还带着血迹，以及诗集最后一页上那首新写上去的诗：
我以此身为斫斧，欲斩荆棘开新途。
或作星火点星河，誓把山川改颜色。
她想问一问，这诗是谁写的，还有信上的血迹……
她她以为是子达临死前将这封信带在了身上，害怕那是吕子达的血。
为此她已经两夜未曾安眠了。
“那是小铁的血。”梁叛道，“你这封信来得晚了，吕先生并没有收到。”
接着他便将小铁拿到信之后，在西城被人打伤的事说了。
冉清稍稍松了口气，可又有些难过，为了查吕子达的案子，梁叛的一个手下不幸死了，还有一个身受重伤。
假如自己当时没有那么纠结犹豫，假如自己早两天，不，早一天将信寄出来呢？
梁叛看到这封信，知道了吕子达的死因之后，是否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了？
“这世上每天都在发生悲剧。”梁叛道，“你也不用自责，而且骡子的死和小铁的受伤不是因为你的信来得晚，在我拒绝王班头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在想办法让我失去，让我痛苦了。这是他们给我的警告。当然你也不用担心我，我也不会认为是我害死了他们，更加不会为此伤心自责自暴自弃，这是肥皂剧主角才会干的事，我要做的就是让作恶的人带上镣铐，让他们接受刑律的惩罚……”
冉清显然并不懂甚么叫“肥皂剧主角”，但是她认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所以你会坚持刑律？你是‘刑名论’的信徒？”
她眼睛闪着光，她希望梁叛点一点头，说一句“我就是‘刑名论’的信徒”！
因为吕致远就是。
她也相当赞同其中的许多观点。
但是，如今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吕致远这个“刑名论”最坚定的支持者已经不在，她已找不到可以畅谈和憧憬“刑法天下”这个伟大愿景的人了。
“刑名论”是前几年湖溪书院一位教授的著名学说，主张以刑名治天下，将万物法度全数纳入刑律之中，使人有规、国有矩，而且这位教授推崇“重典”，就是“量刑从重”、“不惮以杀”。
这种说法在崇佑二十五年至崇佑三十年中间曾经一度很有市场，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那位性情刚直、连怼董阁老和庞阁老两位首辅的两朝元老，就曾公开表示欣赏。
但是随着这位前左都御史的去职、庞翀在这个位置上换上了自己的学生以后，“刑名论”的呼声终于渐渐消停下去。
梁叛自然没听说过所谓的“刑名论”，当然也不知道这种“依法治国”的理论雏形居然一度相当流行。
他摇摇头：“我没听过甚么‘刑名论’，也不会死板地坚持刑律，如果大明的律法不能让他们受到惩罚，那也不妨用阴间的律法来审判他们。”
“可是阴间的律法如何审判阳间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