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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1 / 2)

准四点钟开票,票匦四周,十六名检票员团团围住,实际上议员与旁听者,只能听到唱票,不能看到开票。

“曹锟!”

唱完一票,随手交到旁边。保管选票的人姓张,是议院庶务科的一名科员,此人精于赌博,牌九摇摊、麻将扑克,门门皆精,有人说他是一名“郎中”,这话看起来不假,因为唱的这一票,明明是开玩笑的孙美瑶——临城大劫案的土匪头目,但故意唱作“曹锟”,是彼此商量好的,等将选票递了给他,也不知怎么一个手法,那张选票不翼而飞了。当然,另外补上一张“正确”的选票,并不费手脚。

于是一路下来,都是“曹锟、曹锟、曹锟”,间或有“孙文”“唐继尧”,开到一百张以外,秘书长郑林皋拉了此人一下,于是唱出一张:“废票!”

“慢慢!”有人大叫,“不能光唱废票,把票上的字唱出来。”

废票上写的是,盖在支票骑缝上的图章“三立斋”三字,似乎不便照唱,于是秘书长郑林皋,想好一套说法,请吴景濂以主席的身份宣布。

“废票之作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不便、不必亦不能唱票,譬如废票上乱七八糟涂了些不成文字的符号,请问如何唱法?现在请检票员鉴定,确为废票。至于如何作废,回头请议员同人来看了就知道了。现在继续开票,不必为废票问题耽搁宝贵的时间。”

话一说完,大选派的议员纷纷鼓掌,表示支持,唱票员便接着高唱:“曹锟、曹锟、曹锟……”

一直唱了两个钟头,开票完毕。人多手杂之际,一沓预先填好“曹锟”名字的选票,很容易地添了进去,由检票员一一计算,很快地有了结果。

吴景濂将议事槌敲了两下,等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才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高声说道:“现在宣布开票结果:实发选票五百九十张,收回五百八十八张,除废票十二张以外,有效选票为五百七十六张,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依法当选为大总统。”

此言一毕,大选派议员大声喝彩,拼命鼓掌,同时院外的几串一万响的爆竹大鸣。但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议员或旁听者,感觉上如释重负,有种遇赦出狱的喜悦。

当然,兴奋的大有人在,第一个是吴景濂,回到办公室,提起笔来先拟贺电:“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正写到此处,副议长张伯烈闯了进来,便又加了他的名字,署名是“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谢天谢地,总算过关了。”张伯烈说,“刚才郑秘书长跟我说,这一趟的出力人员,应该从优奖励,而且越快越好。他自己不便说,托我转言。议长看,应该怎么办?”

“当然应该奖励。”吴景濂想了一下说,“加发半个月薪水如何?”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张伯烈又说,“同时也应该论功行赏。”

“只要经费有着落,加两个月也可以。无奈——”

“不!”张伯烈打断他的话说,“院里的经费是有预算的,一文也不能加。我听郑秘书长的意思,是认为保定方面应该有所表示。”

“这,”吴景濂有些踌躇,“似乎应该让他们自己有所表示,咱们去要,是不是显得太小气了些?”

张伯烈心里冷笑,吴景濂为自己的利益,老早就穷凶极恶地开了条件,为属下却退缩了,明明是讨好人家,委屈自己。

张伯烈寻思,要皮里阳秋说他几句,让他知道天下不只有他一个是聪明人。但已来了一班议员,就不便再说了。

这班议员自然是大选派。他们都知道,吴景濂这回大卖力气,什么事拍胸一口应承,大有越过直系要角,而以曹大总统第一“功臣”自居之慨,目的就在阁揆一席;而直系亦似乎默认应以组阁酬庸吴景濂。既然如此,岂可怠慢?一个个笑容满面的,道劳的道劳,道贺的道贺。道劳答以“不敢当”,道贺就很难置答了,想一想,只好说一语:“是曹家的喜气,与我何干?”

“怎么不相干。”有个姓方的议员,外号“大炮”,心直口快,“莲公为曹家建此殊勋,应该‘分茅裂土’,封作‘一字并肩王’,怎么不是喜事?”

“一字并肩王”就是副总统。另有人说:“我们来拥戴莲公‘备位储贰’如何?”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吴景濂心想:曹锟的副总统应该是开府洛阳的吴佩孚。这句玩笑话传到洛阳,让吴佩孚起了误会,以为夺他的进身之阶,这个怨可结不得,因而复又正色说道:“诸公如果爱护景濂,千万别说这种无意义的话!”

原是一句笑话,不道他看得如此严重,未免有些扫兴。方大炮掉头就走,使得局面越觉尴尬,幸好高凌蔚派人来请吴景濂议事,才解消了僵局。但身历其境的人,回想到他平时咄咄逼人的作风,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与其拥护此人,不如打倒此人。

高凌蔚请吴景濂去商量两件事,一件是赍送大总统当选证书的人选。保派核心分子希望由两院议长为代表,但王家襄既未参加投票,肯不肯充任此一类似“劝进”的专使,颇成疑问。因此,只好做成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王家襄不愿,由众院正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去一趟保定。

另一件事就大煞风景了。有个众议员叫邵瑞彭,将拿到的支票,拿到天津用珂罗版印了出来,分送各报馆,同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了一状,被告是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一共四人。

事由当然是告他们进行贿选。状子中说直系自“国会恢复以来,以遥制中枢、联结疆吏、四方搜刮、筹集选费为第一步;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伕马为第二步;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为第三步;以速办大选、定期兑付、诱取投票为第四步。近月以来,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王毓芝等与三五不肖武人,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估定票价,传闻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竟公然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五百余人至甘石桥俱乐部,表面称为有事谈话,实则发给支票”。接下来,便陈述支票的出票人、兑付银行等等,附上影印的支票,作为证据。

由于邵瑞彭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拜访检察长,一见了面,当场递上状子,使得检察长无法闪避,只有“求援”了。

“求援”其实也是请示。一个电话打给保派嫡系的司法总长程克,报告其事,程克答说:“状子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能不能驳回。”

“驳是能驳,不过舆论会攻击。”

“舆论几个钱一斤?”程克在电话中激励,“你别怕!只要把这件案子驳回了,我保你升官。”

驳这件案子就能升官,相对地如果受理这件案子,可能就会丢官。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检察长,决定亲自来处理此案。

于是在会客室开侦查庭,隔着长桌,相向而坐,书记官另据一张小桌做笔录。姓名、年龄、籍贯当然不必问了。

“邵议员,”检察长问说,“你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没有?”

“没有。”

“你是大总统的选举人?”

“是的。”

“那么,你选谁呢?”

邵瑞彭一愣,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即问说:“这与案情有关吗?”

“你不回答也不要紧。”检察长说,“邵议员既然没有竞选大总统,那么随便选出谁来,对你都没有损害,是不是?”

一听话风不妙,邵瑞彭便说:“当然有。”

“请你具体指陈。”

“贿选出来的大总统,一定卖官鬻爵括地皮,才能把本钱捞回;这一来整个国家受害。我是国民一分子,当然蒙受损失。”

检察长笑了,“邵议员,脱离我现在职务上的立场,我充分同情你的看法。可是,”他收敛了笑容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属于司法的范围。司法要讲具体事实与证据。邵议员如果竞选大总统,而有人贿选,妨害了你当选的机会,才有损害之可言。现在邵议员并无损害,就不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无法受理。”

不说“驳回”而说“无法受理”,措辞虽很婉和,却仍惹起了邵瑞彭冲天的怒火。这个检察长很厉害,见此光景,先发制人。

“邵议员,请冷静!这里看来是会客室,实际是法庭。”说着,向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有两名法警站着,邵瑞彭悚然心惊,检察长已经作了暗示,如果“咆哮公堂”,在法律上名为“藐视法庭”,亦可安上“妨害公务”的罪名,法官有权当庭收押,这个眼前亏可不能吃。

于是他将一腔怒火压了下来,冷静地想了一下说:“我如果改为检举呢?”

“检举什么?”

“检举被告妨害大选。请问检察长,受理不受理?”

“这是公诉罪名,当然受理。不过,”检察长问,“证据呢?”

“咦!”邵瑞彭指着支票影本说,“这不是?”

“这不是!”检察长信口而答,“你虽收到‘洁记’支票,据说出票人是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可是你无法证明这张支票是行贿的款子。”

“你可以传出票人来问。”

“我不能贸然出传票。如果他到庭说是私人债务,问我何以认定是贿款。我没有话回答,传他就成了滥用职权了。”

邵瑞彭为之气结,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检察长,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离开职务的立场来谈。”检察长回头对书记官说,“现在是暂时退庭休息,私人谈话,不列入笔录。”

邵瑞彭看他步步为营,知道搞不过他,但灵机一动,认为出气不成问题,心境暂告平静了。

“这几天报上连篇累牍,登的都是贿选新闻。请问老兄,你真的认为‘卖布总统’当选是干净的吗?”

“不,不!”检察长大为摇头,“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既然如此,你何不主动发挥你的职权?”

“我没有立场。公诉罪名,也要有人检举,检举要看证据。邵议员,物证不足,用人证来补充。你能不能找一个证人?”

“要怎样的证人?”

“当然是能证明他们行贿的人。譬如另外受了贿的议员。”

“既然受了贿,怎么肯出面作证?”

“那就没法子了。”检察长双手一摊,满脸无奈的神情。

“我就不相信,司法的力量,不能纠正这么严重的缺点。”

“司法不是万能的。”检察长又说,“其实,倒是国会议员应该自己检讨,如果不受财,国家岂不是就不会受到损失了吗?”

邵瑞彭默然,想想也不错,其实第一被告是受贿人,行贿人应该是第二被告。放过第一被告,告第二被告,岂非本末倒置。

就这时候,法警进来请检察长去听电话。这一听了回来,态度就不同了。

“邵议员,你把案子撤回去!”

是命令式的语气,邵瑞彭大感不悦,冷冷地问:“不撤呢?”

“不撤就宣布不受理。”

检察长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是由于接了一个电话而来的。司法总长程克叫人告诉他,邵瑞彭是勒索,他曾向甘石桥俱乐部表示,至少要送他两万元,否则他将以支票影本为证据,提出控诉。甘石桥俱乐部一查,支票已经兑现。换句话说:邵瑞彭是纳了贿以后,又控告行贿的人。这种做法太无耻,连江湖黑道中人都不如。因此,关照检察长,对邵瑞彭不必客气。

当然,这是片面之词,是否可信,犹成疑问。不过检察长既有命令,自亦无须顾忌,因而态度大改,使得邵瑞彭大为光火。

“我不撤回,你宣布驳回好了!”他决定骂一顿出口气,“你什么东西,直系御用的走狗!”

检察长勃然变色,指着邵瑞彭说:“你太不自爱了!我非扣押你不可!”

“你凭什么?”

“你藐视法庭,是现行犯,我就有权采取法律行动。”检察长向门外喊道,“法警呢?”

法警应声进门,一个手里还持着所谓“戒具”,邵瑞彭如果拒捕,便不客气要上手铐。

哪知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提醒你,此时此地,不是法庭。你刚才关照书记官,私人谈话,不做笔录。现在还是退庭休息的时候,我并不构成如你所诬控的‘藐视法庭’罪。不错,我骂过你,你是‘直系御用的走狗’,这算是公然诽谤,或者公然侮辱,请你提出控告。我再说一句,请你去告!王八蛋,你去告!我接着你的!”说完,扬长而出。

检察长目瞪口呆,法警自然懂法律常识,没有法官下令,去拦阻这个议员,便是妨害自由,所以也只好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去。

邵瑞彭官司没有打成,总算出了胸头一口恶气,所以昂首掉臂而行,神气得很。走到门口,遇见一个姓钱的熟人,也是地方检察厅的法官之一,劈面相逢,两人都站住了脚。

“邵议员,你来有何贵干?”

“噢,老钱,”邵瑞彭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把你们的检察长骂了。”

“这,”钱法官说,“你骂了我们的检察长,跟我道歉干什么?这且不说,要问问你,为什么骂他?”

“我来告状,他不准也还罢了,态度恶劣。”接着,他将经过情形为钱法官说了一遍,到得意之处,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钱法官低声说道,“我们检察长,已听上司的话,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立场,宜乎受辱。”

邵瑞彭心想,民意代表亦有一个“顶头上司”:袁大头。

“事情是过去了,不过耳目不能不遮。”高凌霨说,“这一次反对派最大的借口是,先修宪,有了宪法,再产生总统。现在大总统是有了,缺少一部宪法,面子上似乎不好看。莲伯兄,你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吴景濂想了一下,喜滋滋地说:“不要紧!我亲自去送大总统当选证书,将一部三读通过的宪法带了去。这样,总可以交代了吧?”

“行吗?”高凌霨大惑不解,“大总统已定十月十日就职,怎么来得及?”

“包你来得及,不过要增加‘出席费’。我在三天之内,就把宪法‘炮制’出来。”

议员出席费每人每天一百元,以出席五百五十人计算,不过五万五千元,三天一共十六万五千,问题不大。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拨特别预算十七万,你把宪法‘炮制’。”

于是吴景濂复回议院,找秘书长郑林皋来商量,决定开两天会——初读已经进行过了,只开二读会跟三读会,预计出席四百人,浮报一百多,“凑足”了法定人数,出席费大概要发八万元,多下的九万元分配给各社团的负责人,作为快马加鞭“炮制”宪法的酬劳。

连夜发通知,十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开会,只是读了一遍,主席问说:“有无异议?”

“通过、通过!”大选派鼓掌叫嚣,遮没了反对派的声浪,接着一哄而散。

到得十月七日,在广州的革命领袖孙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国民党亦发表宣言申讨。孙大元帅又分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要求采取一致行动。见此光景,有些议员内疚神明,不敢出席,以致流会。

这一下吴景濂着慌了,亲自出马,多方游说。到十月八日不管人数多少,捏造记录,草草三读通过了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中华民国“宪法”。晚报上立刻出现了“曹氏宪法”的字样。

但吴景濂对嬉笑怒骂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带着桐木匣、古锦套、宣纸朱丝格,外镶蜜色绫边的大总统当选证书,专车到达天津。曹锟派他的胞弟,前直隶省长曹锐在车站迎接,同车到达曹家花园,但见里外张灯结彩,军警都穿着簇新的制服,岗哨布得老远,另外还有两班军乐队,等着在呈献证书时,奏乐志庆。

等吴景濂一到,军乐队敲起洋鼓洋乐,接他进门,门外噼里啪啦鞭炮大作。二门之前,原有一道屏门,这天临时撤除,所以从大门一直可望到厅堂,通过一条甬道,只见曹锟降阶相迎,穿的是蓝袍黑褂,左胸缀一朵极大的红花,科头无帽,这副形象在吴景濂却还初见。

原来他的穿戴,事先亦经过一番争议,最初的构想是穿大礼服,但有人提醒:接到当选证书穿大礼服,那么就职该穿什么?问得有理,此议撤销。

有人说是外国君主如德皇、英皇、日皇,以及欧洲好些王国、公国的元首兼陆海军元帅,在官式场面中都着军服,此说亦通,不过在家穿起全副装备的戎装,总觉得不大对劲。最后,是曹锟的嬖人李彦青提议:“宝蓝缎面儿的灰鼠袍,玄色华丝葛马褂,双梁儿鞋扎腿裤,又大方,又漂亮。”

这话有理,何况出于李彦青之口,自更有力,所以曹锟便是这身打扮迎客。

“莲伯兄,辛苦,辛苦!”

吴景濂只回答一声:“大总统!”作为招呼,随即只管自己升阶登堂,向里站定,等候曹锟就位,将桐木匣高高一举。

“不敢当,不敢当——”曹锟还待客气,站在旁边的李彦青拉了他一把,才不再言语。

“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大总统众望所归,以四百八十票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同人特推景濂专诚呈送当选证书,请大总统早日就职。”

吴景濂说完,将桐木匣往前一递,李彦青随即接了过去,向曹锟嘴一努,使个眼色,意思是应该致辞了。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将背了半上午的谢词,结结巴巴地念了出来:“诸承国民厚爱,推戴本人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当尽忠竭智,依法执行职务,不负全国期望。”接着举起双手,不断打躬,“谢谢、谢谢!”

呈送当选证书的仪式,算是行过了,曹锟出面招呼:“请莲伯先生客厅坐。”

小客厅居中一张沙发,曹锟请来客在上首座,吴景濂不肯,“大总统一国元首,理当上坐。”推来推去,到底还是主人居上。

“这一次,大家捧场,我很感激。”曹锟说道,“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请莲伯兄放心。”

吴景濂一听这话,笑逐颜开,立即欠身答道:“理当效劳,以后追随大总统的日子还多。”说到这里,突然发觉,这不是在说私话,因而赶紧改口问道:“大总统预备哪天就职?”

“后天。”

后天就是双十节。吴景濂实在也是明知故问。曹锟定于十月十日就职,是早就商量好的,此中有一个巧妙的作用。由于孙大元帅已向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不承认贿选总统。保派深恐到时候外交团真个杯葛,不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定在双十节就职,是打算着外交团看在中国国庆的分上,会来觐贺,这一下面子上可以过得去了。

“那么,大总统什么时候进京呢?”

“也是后天。”曹锟答说,“后天一早坐专车进京,一到就行礼。”

“到时候我带议员同人来迎接。”

“谢谢,谢谢,不敢当。”

寒暄到此,吴景濂不再作声,他希望曹锟自己有所表示,说一句:要多多借重。但曹锟却不开口,局势就显得有些僵了。

于是曹锟便说:“莲伯先生路上辛苦了,请先休息。”

“不必了!”吴景濂说,“我还要赶进京去。这一次议员同人,意见分歧,到现在还有好些人对我不谅解,得要好好安抚解释。”

这是表功的姿态。曹锟虽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句话不能听不懂,立即抱拳说道:“这一回多承莲伯兄帮忙,我很感激。”

“大总统言重了!”吴景濂加强了语气说,“既然追随大总统,自然要尽忠竭智,拿事情办妥当,不然何以为人?”

这话说得很露骨,已充分表现了愿投身自效的决心。曹锟只是圆滑地连声道谢,并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这时吴景濂的脸色便有些难看了。曹锐见机拉着他在一起,用极其亲昵的眼色做了一个暗示,意思是另有心腹话相告。于是,吴景濂的表情缓和了。

“吴莲伯志不在小,一直想组阁。”曹锐得意地说,“我想了一条坐山看虎斗的计策,请他跟王孝伯去商量。”

原来王承斌亦觊觎阁揆一席,但还不便公开表示,现在曹锐请吴景濂跟他去商量,可以料想得到,王承斌必有一番说辞,将吴景濂的热衷之念冷了下来。

但曹锟另有看法,他说:“王孝伯是吴莲伯的门生,倘或他们‘兴城二伯’说通了联起手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不会,不会!王孝伯深沉得很,怎么会跟他说真话呢?”

“咱们自己也得有个打算,你看到底让谁来当总理?”

“大家商量,还没有想出人来。条件太难了。”

保派有自知之明,曹锟这个大总统,声望不够,全靠有个德高望重的总理,才能笼罩各方。同时财政上要拿得出办法。此外还有个条件是,必须吴佩孚看得顺眼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梁士诒最理想。但首先吴佩孚就反对,而梁士诒记起前怨,也绝不会屈就的。

“目前,”曹锐又说,“只有让高五暂时代理下去。”

高五就是高凌霨,他亦未尝不想“一正揆席”,无奈予人的印象,是幕后的策士,走到幕前,“台风”不佳,也就死了心了。

曹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冷落异常。原因甚多,第一是时间仓促;第二是大家心照不宣,拿钞票买来的头衔,并不光彩,没有什么好宣扬的;第三,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据说曹锟看到大选的报销,心疼不已,由李彦青传出话来:凡事该当节省了。这一来,就是有人想热闹热闹,也意兴阑珊了。

捧场的只是大选派议员,还有陆军、海军及直系部队的军官。不过由于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手腕,外交团却都到场了。事先礼宾司开了名单,简单地介绍了各国的国情,也注明了见到某国公使,应该说几句什么话。譬如对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应该对东京大地震表示关切之类。不过侍卫官将名单的次序搞错了一张,以致曹锟在握手寒暄时,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看到美国公使,说是“请向贵国女皇问好”,急得礼宾司员满头大汗。

典礼草草终场,到得大总统办公室,坐上袁世凯坐过的那张大皮椅,不免踌躇满志。回想当初在小站卖布时候的光景,真有如梦似幻之感。

坐向办公桌,自然要办公。第一件公事当然是发就职布告。李彦青将一个卷夹捧上来摊开,曹锟便提笔画了两竖,是草书的“行”字。第二件便不大看得懂了,要李彦青告诉他:“派高五爷代理国务总理。”

“噢,噢!”曹锟提笔,又是两竖。再问第三件:“这是什么?”

“是我的派令。”

“是公府总务处长吗?”

“不错。”

“好!”曹锟转脸看了李彦青一眼,见他蓝袍黑褂,略具官气,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彦青却板着脸,又拿第四件公事,同时说:“公布宪法。”

“宪法?”曹锟问说,“那不应该由议院公布吗?”

“我也闹不清。”

“你找张秘书长来。”

找来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细心为他解释,宪法由国会通过,咨请大总统公布,这是有大总统的国家照例的规矩。他说:“请大总统判行,没有错。”

“你说没有错就行了。”曹锟一面画稿,一面说,“你坐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曹锟是要跟他谈吴佩孚的事,因为保派打算另组“新直系”,排斥吴佩孚。对曹锟来说,这件事是很大的一个困扰。他认为张廷锷在驱黎这件事上很卖力,却又非直系,立场比较超然,所以想听听他的意见。

张廷锷沉吟了一下问道:“大总统知道薛汇东这个人吧?”

“是不是项城的二姑爷?”

“不错,就是他。”

“他怎么样?”曹锟大惑不解,怎么样也想不出袁世凯的二女婿薛观澜,跟他所想求得解答的问题有任何关联。

“薛汇东前天跟我闲谈,他说,这回大选,暗潮汹涌,天津的各路人马,都想一逞身手,而终于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得力于一个人。请大总统猜一猜,得力的是谁?”

“这,”曹锟秉性算是厚道的人,不肯没人之长,想了一下说,“吴莲伯。”

“大总统也知道,足见只要肯尽心尽力,不愁上头不赏识。”张廷锷说,“薛汇东将吴莲伯比作一个人:《三国演义》中的张辽,说他大有‘张文远威镇逍遥津’之概。这话说得稍微深刻了一点,吴莲伯是张辽,黎黄陂就是汉献帝了。为什么黎黄陂会成为汉献帝呢?大总统倒想一想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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