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曰：
人性非善恶，
运动无劣良，
后来治世者，
当思半山堂。
王安石其人，非穷凶极恶之徒，与他手下那班混账，还是有区别的。王发动的革命，最终搞垮了北宋，也算是属于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只是一个老顽固而已。苏老泉辩奸论有句话说得好，“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偏执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王拗公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即所谓不近人情。有人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只将一盘鹿脯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脯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只将眼前的那盘菜，同样吃得干干净净。饭后大家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脯。王拗公种种不通人情、思维短路、脑回沟平直之事不胜枚举，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仍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还有一次，“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八百里泊，则可容矣。王荆公笑而止。”这么个颟顸、迂腐的怪老头，把权都集中在他手里，最后葬送了王朝，也不足为奇。
有人说，王安石只是搞变法而已，没那么多罪过。搞变法、搞改革当然不是罪过，但把变法、改革搞得天怒人怨就是罪过！不管干什么搞得天怒人怨都是罪过！任何理想、理由都不能洗白！变法不是挡箭牌！又不是只有你王安石一个搞变法，庆历变法，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庞籍、欧阳修、蔡襄。。。那么多先贤致力于改革，到了你熙宁变法，各位仁人志士统统站在反对你变法的立场，难道改革派一夜之间就变成保守派啦？不合理嘛。他们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运动式搞改革的手段，以及搞改革的那班恶人吧。我记得王安石搞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央直属，以小吏治大员，简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宋翻版嘛。某人熟读历史、擅长帝王术，我是相信滴。靠着这个“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的机关，兴风作浪，往各地各衙门派工作组，见官大一级，组织疾风暴雨的运动方式搞事。同时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这相当于砸烂公检法吧。
这变法大致是“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事实上，鉴于手段、行为的粗暴、卑劣，改革点啥其实都不需要说明。理想越丰满，在政治手段上卑劣的反衬，愈加有悲剧感。整个所谓改革的过程，就是打倒旧党的政治运动，以及新党内部互相整人的过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文革中那些打倒的闹剧，以及左派之间的互相狗咬狗，实际上一千年前就演过一遍了。当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也不见得有多高尚，但是，人家至少不窝里斗啊。新旧两党的缠斗，我就不多说了，谦谦君子参与的撕扯，实在是提不起来。旧党报复凌厉，以牙还牙，以斗争为能事，行事向左派看齐，实在是可称历史上最差右派，真是没脸说。（左派与右派之分，自然首先是行事风格之分，偏激为左，中庸为右。）中国历史上左派时时有比如法家，而从未有像熙宁际闹得不可收拾的，何者？右派自重身份，绝不把自己降低到左派的水准与其撕咬，是重要原因。
至于左派内的互咬，倒是着实替他描摹描摹一番。王安石的新政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风风火火、磕磕绊绊、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人怨自不必说，朝中名臣宿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当然也被尽数赶出了京师，这些都不足以动摇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要害在于，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有个小人物，名叫郑侠，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凄惨的“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然后就是旧党的高太后反击了。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邓绾何等人？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一个亲王的谋反案件中，但王安石虽然下课，外任江宁，其实余威仍在，岂能是几名旧部新贵所能欺辱的？再加上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经过调查，王安石竟然又在神宗眼里重现光辉。
神宗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被召回京，重任宰相。邓绾这下后悔不迭了，连忙火线背弃吕惠卿，重投王安石麾下。为了再得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用吕惠卿做自己的垫脚石，便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这下该吕惠卿倒霉了，朝廷降吕惠卿为陈州太守，邓绾已经得罪了吕惠卿，如何能让新仇人如此轻易逃过？乃联合朝臣吕嘉问请求重新审理，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吕惠卿那些年作为王安石的亲信，保存了一些私人信件，现在到了鱼死网破的关头了，他把这些信都呈交给了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后图谋不轨，因为有几封信上有这样的宰相批示：“无令上知此一帖”。不要让皇帝知道这个帖子？皇帝对宰相曾有欺瞒自己的行为果然生气，愤怒的皇帝对王安石第一次发了脾气。王安石痛骂不肖子，不该背着他胡乱攻击、招惹吕惠卿，受父亲斥责之后心中憋气，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恶疮。王安石虽是个狠人，却信佛祖，他请和尚诵经，还是无法留得儿子一命，王雱命归黄泉。王雱此人作为新党中的小狗头军师，阴了不少人，这次终于因为阴自己人而遭报了。老相国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大概也厌倦了，颁旨允许他在熙宁九年十月辞去职务，但还是旧情未了，仍给王安石保留了几个最高爵位，王安石彻底下台。
后面的事情，旧瓶装不得新酒。章惇、曾布、蔡京，每一代新左派上台，都是以与旧党的殊死搏斗、以及与上一代左派彻底划清界限为卖点。吕惠卿遭贬后，上表请求进京奏事，章惇对曾布说：“战事刚刚结束，吕惠卿真可谓不知缓急。”李清臣说：“他或许有借此事重回朝堂之意，我辈危矣。”十一月，进呈吕惠卿的奏章，哲宗问惠卿为何道理可以还朝，众人皆答曰不可，于是皇帝下诏让惠卿不必进京，有事条陈即可。不独无香火之情，而是彻底翻脸无情了。宋哲宗执政期间，章惇为宰相，曾布草拟制书时对他极其赞美，希望曾布推荐他为相，但是章惇颇顾忌他，只推荐他在枢密院任职，所以他们俩越发不和。并以立端王事由，彻底废黜了章惇，曾布上台。曾布也没得意几天，被蔡京排挤失势。蔡京最狠，立元祐碑，把右派与自己的左派老前辈一网打尽！
左派精于斗争是肯定的，甚至可以以整人的激烈程度作为划分左派的特征。观点并不重要，斗争手段才是重点，因为左派往往喊政治口号响亮，而这样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谈得上什么道德人品？所以这样的人的观点有什么可观之处？还不是见风使舵、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说出。就中外历史而言也是反复地证明这一点。左派的斗争不单体现在对异见的迫害，更体现对同道者的攻击，持续革命嘛，一旦现有的敌人扫清后，就该在同路人中制造敌人啦。法国大革命的左派席位，你永远能够发现有人站在你的更左边！
谬史氏曰：这般左派，不单以党争为能，而且内斗起来，更加无情。国家交到这等人手里，毫无节操与德行可言，纲常维德尽皆崩坏，在他们日以继夜的糟蹋下，国家组织体系与结构功能几乎丧失，外力一触即溃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鄙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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