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年初，我第一次见到胡翠萍。
那天我值班，一名女子来派出所报案，上来就把一支录音笔拍在我面前，说报案过程她要录音。
我诧异地看着她，然后指了指头顶上的监控器，说报案大厅里有同步录音录像设备，之后需要的话可以来调，不用自带录音笔。
女子轻蔑地瞥了我一眼说：“谁知道你跟谁是一伙的！”我被她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好有同事路过看到她，急忙招呼我过去。
走到一旁，同事才悄悄说这个女人叫胡翠萍，是一名精神病人，以前一犯病就来派出所“报案”。今天估计又犯病了，他现在就去联系胡翠萍的家属来派出所接人，让我想办法稳住她。
回到报案大厅，我问她报什么案。
只见胡翠萍小心翼翼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东西说：“这就是证据。我要举报前单位徐厂长贪污受贿。”
打开包裹，里面只有一沓旧报纸和几份超市的宣传单页——看来她的精神的确不太正常。我在警综平台里输入胡翠萍的名字，照片确实是她，页面上也显示她是在册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瞥了一眼远处的同事，他正在打电话，还不住地给我递眼色，示意我赶快继续。我给胡翠萍倒了杯水，让她说说“举报”的事。胡翠萍接过纸杯说了声谢谢，才开始继续。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胡翠萍一直语无伦次，“徐厂长”“张处长”“贪污受贿”“玩弄妇女”，几个词反反复复，说到激动处，还会喊打喊杀。
为了拖住她，我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接着话，拿着笔假装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二十分钟后，一群人走进派出所。两个男人一言不发，抱住胡翠萍就要往报案大厅外面拖，我急忙喝止，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人群中的一位老者掏出身份证，说自己是胡翠萍的父亲，拖她的分别是她的哥哥和姐夫。我问老胡要把女儿带去哪儿，老胡叹了口气：“还能去哪里，先回家，控制不住就去精神病医院。”
胡翠萍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最终还是被拖出了派出所，塞进了一辆小汽车，一行人绝尘而去。
胡翠萍并没有被送去精神病院，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所里就又接到有关她的报警，但这次报警的不是她本人，而是一名社区清洁工。
清洁工说，那天下午她正在小区里收垃圾，胡翠萍突然来到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要“跟踪”自己，是不是“徐厂长”派来的。
清洁工不知道胡翠萍是精神病人，回嘴和她争了几句，胡翠萍竟然捡起花坛里的一块砖头就抡了上来，一边抡一边大喊——“打死你个犯罪团伙的走狗！”
年过五十的清洁工被打得满头是血，一边跑一边呼救，直到闻声而来的小区住户联手夺下胡翠萍手中的砖头，才又把她扭送到了派出所。
老胡又一次被叫到了派出所，处理完赔偿事宜，我问他，上次为什么不送女儿去精神病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向我一再保证，这次一定送去。
我问老胡，胡翠萍口中的那个“徐厂长”是谁，老胡愣了一下，只是摆了摆手，撂下句“不说了，丢人”，便换了话题。
这一次，胡翠萍的确被送去了市医院精神科。但几天后，精神科就向派出所反映，胡翠萍住院期间依旧存在暴力行为，精神科医护实力不济，不能确保正常治疗，亦无法保障其他病人的安全，因此强烈要求联系胡翠萍家人，将其转诊至沙市或武汉的精神专科医院。
我通知老胡去办理转院手续，老胡嘴上答应，却迟迟不付诸行动。精神科催得紧，我只得直接找到胡翠萍家里，老胡没办法，这才告诉我，专科医院费用很高，家里实在难以负担，不知道能否再跟市医院精神科协调一下。
可市医院精神科态度坚决，老胡又因为费用问题就是不同意转诊，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
思前想后，我突然想到，胡翠萍曾是某厂职工，是有医保的，按规定原单位可以负担医疗费用。我急忙联系胡翠萍原单位保卫处，保卫处也答应派人到派出所处理。
但老胡似乎非常不愿跟女儿原单位的人打交道，办理转院手续时一言不发。按照移送要求，家属需要出人陪同控制，老胡却推说自己心脏不好，让胡翠萍的姐夫跟着去。
我记得胡翠萍在警综平台上的记录是“已婚”，便问：“她丈夫怎么没来？”老胡又摆摆手：“谁知道死哪儿去了！”
我有些诧异，本想在平台上查查胡翠萍丈夫的联系方式把他叫来，却查到一条有关他的“涉警记录”，内容竟是“捉奸”时与人发生打斗。想来夫妻二人关系应该不好，我便暂时打消了叫他来陪同的念头。
作为胡翠萍伤人一案的主办民警，按规定我也需陪同前去。加上单位保卫处的两人，一行五人乘车前往沙市精神医疗康复中心。
一路上，车内的氛围很是怪异，保卫处的两人相互聊天，偶尔和我说几句话；胡翠萍的姐夫只跟我说话。办完转诊手续已是中午，保卫处工作人员和胡翠萍姐夫又分别给我发信息说中午一起吃饭。
我以为两方说的是同一饭馆，进门后却发现只有保卫处的人，问胡翠萍姐夫去哪儿了，他们没明说，只是摆摆手说：“他搞他的，咱搞咱们的。”
我给胡翠萍姐夫打电话叫他过来吃饭，他推说中午约了沙市的朋友，下午也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我有些诧异，隐约觉得他们之间可能有什么事情。当场也不好强求，只得作罢。
厂里保卫处的杨科长以前我们就认识，饭局间，我问他“徐厂长”是谁，胡翠萍为何对他喊打喊杀的。杨科长就咧嘴一笑：“李警官消息蛮灵通的，这事儿都被你知道了。”
“我也只是从胡翠萍的口中听了点皮毛，能说的话你就说说呗。”我也笑道。
杨科长反问我：“胡翠萍家属没跟你说过？”我说没有。
杨科长想了想，说：“这事儿过去好几年了，也没啥不能说的。我就给你说说吧。”
徐厂长原名徐长江，以前是杨科长他们厂的副厂长，2011年因贪污受贿落马，落马前胡翠萍是他的情人。
这倒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胡翠萍和她口中的“犯罪集团头子”是这样一种关系。
“说起胡翠萍，当年也是个很会来事儿的女人，年纪不大，心思却不少，只是没用到正当处……”杨科长颇为感慨。
胡翠萍是1997年进厂，最初在仓库当保管员，只是个临时工。那时胡翠萍非常漂亮，厂里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但她都没看上。
1999年，胡翠萍嫁给了一名姓韩的车间主任。两人的结合很出乎众人意料，韩主任比胡翠萍大了十七八岁，当时已经快四十了，老婆几年前因车祸去世，是胡翠萍主动追求的他。
厂里当时议论纷纷，都说胡翠萍是看上了韩主任的“干部身份”，为了转正才嫁给他的。对此胡翠萍也不辩解，结婚没多久，胡翠萍的身份果然由临时工转为“家属工”，很快又在丈夫的运作下转成了正式工。
与胡翠萍同期进厂的临时工走的走、辞的辞，只有胡翠萍“修成了正果”，虽然也有人说风凉话，但两个单身男女，一个愿嫁一个愿娶，旁人也说不上什么。
但之后，很快就不太平了。
婚后大约三四年，胡翠萍突然从韩主任所在的车间调到了厂机关政工科，身份也一下由车间工人变为企业政工干部。当大家还在议论韩主任给她“走了谁的门路”时，两个人突然就离了婚。
当时一度有传言，说胡翠萍跟时任厂人事处处长张某混到了一起，至于俩人到底是谁先“勾引”的谁，厂里众说纷纭。很快，传言就被证实——厂里有人在人事处办公室撞见了二人正在亲密。
这个消息当时在厂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原因在于，那时张处长家庭圆满，妻子也在本厂工作，女儿正在厂子弟学校读初中。张处长的妻子很快发现了丈夫的奸情，怒气冲天地找到办公室，与胡翠萍大打出手。
“办公室被砸了个稀巴烂，胡翠萍也被按在地上打，那事儿回去问你师父老宋，当年就是他出的警。”杨科长对我说。
很快，张处长就被厂领导约谈了，但这似乎也并未影响他与胡翠萍之间的关系，2004年，张处长正式和妻子离了婚，不久便和胡翠萍走到了一起。
张处长和胡翠萍在一起没多久，韩主任就被气得住了院。
当年杨科长还在厂行政处工作，代表厂里去医院慰问过韩主任。韩主任在病房里痛骂胡翠萍是“婊子”，说自己费尽心思给她转了正，结果却被摆了一道，不但日子没过下去，家里的财产还被胡翠萍分去了不少。
韩主任后来就休了长期病假，听说是肝脏出了问题，去武汉治病了。回来之后也没再上班，不久就办了“病退”。
眼见着韩主任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厂里很多人都开始说胡翠萍是“狐狸精”“不要脸”。有些和韩主任关系好的，或是不怕事的，甚至在公共场合直接把这些话甩到胡翠萍脸上。但胡翠萍似乎也不生气，依旧我行我素，不吵也不闹。
“骂她归骂她，但当时，也有好多人佩服她，甚至眼红她……”杨科长说。
的确，几千人的国企，临时工“仰望”正式工，“车间”向往“办公室”，从临时工到机关干部，是多少人奋斗半生不可得的。胡翠萍靠着两段相隔没多久的婚姻，便达到了很多人一辈子的“终极目标”。
没有人知道胡翠萍心中是怎么想的，她在厂里几乎没有朋友，至少表面看来没人愿意跟她走得太近。
直到胡翠萍正式和张处长结了婚，厂里的传言才渐渐平息。
那几年，胡翠萍在机关政工科的工作也平平淡淡，既没传出过什么“彩头”，也没听说出过什么事故。大伙都知道她是张处长的老婆，谁都不愿去触这个人事处一把手的“霉头”。当然，单位上有什么好事，同事们也都让着她。
直到2008年，胡翠萍又出事了。
“那时政工科科长内退，位置空了出来，本来都以为会从两名副科长里面选一个出来主持工作——所谓‘主持工作’，实际就是提拔前的试用，不出意外的话，‘主持’个小半年，上级任命就会下来……”
两名副科长都跃跃欲试，但最终结果出来，“主持工作”的竟然是胡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