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云飞持有对于战争持有悲观的态度，周维汉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突破历史的局限性，展望未来。
“楚兄大可不必如此悲观，这本《论持久战》就送给你了，有时间可以仔细研读一下，你会找到答案的。”周维汉缓缓说道。
“蒋百里先生生前就提出过持久战的观点，现在的形势与他所预言的不谋而合。用空间换取时间这个战略是有效地。”楚云飞说道。
“楚兄，恕我直言，再好的战略也是由人来执行的，主动在上海开战，将日军的机械化兵团拖在水网密布的江南，战略上的确是有效地，淞沪会战是有积极意义的，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忙中国的狂妄之语。
但是战术真是一言难尽，在淞沪战场投入国军精锐部队六七十万轮番与日军硬抗，尤其是在南京已不可守的情况下，以数十万残军与日军死拼，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以至后期作战乏力。
不客气的说，造成这样的局面，你的校长功不可没，将希望寄托于列强，妄图使英美介入中日战场，在淞沪会战，错过大好的反击机会。”
“当然，我这也只是事后诸葛亮，过过嘴瘾罢了。”周维汉最后自嘲的说道。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内主要是两种论调。
战争开始后，国军连战皆北，投降的主张一时甚嚣尘上。
等到台儿庄大捷，国军终于拼得一场局部战场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于是国内又开始有些轻薄之徒认为，日军也不过尔尔，只要指挥得当，中国完全有能力独自击败日军，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国内有识之士都知道，这两种论调都没有出路，中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
比如台儿庄大捷的国军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就认为台儿庄大捷只是局部性胜利，连徐州会战的结果都不足以改变，更不用说整个战争的胜负。与李宗仁看法相似的还有白崇禧，张发奎，以及民国第一军事家蒋百里，都是这个看法。
但是常校长不这么想，武汉会战之后，各战区被迫反击，结果不言而喻。
1939年的冬季攻势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攻势之前，国军士气还是比较高的，作战也比较有信心，此战之后，国军就没多大信心了，士气很低迷，很容易被日军击溃。
所以才出现了日军轻而易举扫荡鄂西北地区，将第五战区几乎所有部队都击溃，轻松攻占了宜昌、沙市，直接威胁到了重庆的安全。
第一次日军进攻时尚且有围歼日军一部的雄心，第一次反攻也曾以恢复武汉为目标，但却都未达成。这之后，就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
“为我华夏之民，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我辈军人生在这个时代，注定是马革裹尸，如果连我们都过于悲观，那这场战争还怎么打？”周维汉说道。
“呵呵，周兄说的一针见血，只是党国部队军事素质参差不齐，现如今早已不复开战之初的气势，人认畏战，楚某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难以实施。”楚云飞感慨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