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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1章 兴,百姓也苦(1 / 1)

从北宋建国开始就有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户籍制度,这套制度把户口分成了主户和客户。主户又称税户、编户,专指城市里有房产、农村有田产、应该纳税服役的人口,只要承担了一文钱税也算主户。主户里还分为坊廊(城郭)主户和乡村主户,相当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乡村主户里又分成了五等,田产超过三倾的算第一等;一倾到三倾的算第二、第三等;不超过五十亩算四等;二十亩以下为五等。一二三等乡村主户称为上户,算地主,四五等为下户,算自耕农。有些五等主户全家只有几亩地,不得不租用别人的土地耕种,就算半自耕农。客户也分廊坊客户和乡村客户,乡村客户叫佃户、庄客、地客、浮客、旁户。他们没有田地,按照后世流行说法是不占有生产资料,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生活。乡村客户不用向国家缴纳和土地有关税赋,只需按照租约把土地租金向地主缴纳清楚就够了,这片土地的税务由地主负责。这听上去挺合理,可问题来了,大多数土地都在谁手里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朝廷有关土地税收的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明朗了。由于北宋建国之初为了鼓励百姓恢复由于战乱荒废的耕地,采取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私有化,谁开垦出来就归谁所有。这么做不能说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它可以迅速恢复全国农业生产规模。但凡事儿都有两面,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这时的主客户有多少呢?巧了,洪涛知道,他有权利调阅朝廷的相关资料,去大名府时就研究过。按照元丰八年的统计,全国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万户,其中主户一千万出头,客户五百七十多万。刨去很少的一部分坊廊客户,绝大部分都是乡村客户,大概占据总户籍数量的35%左右。这个数字必须有出入,以宋代的统计能力和统计手段,再加上各种逃避税赋的客户,出入还不会太小,但从总量上来讲算是最靠谱的数据。按照这个官方数字,全国的耕地应该集中在三分之二的主户手中。如果真是这样,洪涛就不折腾了,很正常嘛。可现实比数字残酷的多,全国耕地中的七成到八成,并不在三分之二的主户手中,而是在形势户手里。形势户,也叫官户,听名字就该知道了吧,没错,就是当官的。按照大宋律,各级官员都允许拥有一部分不需缴纳税赋的土地,同时还免差役。像洪涛这种一品大员,家里可以有一百倾田亩是免税的,以此类推,到九品官降到五倾。一宋顷等于五十亩,九品官就有二百多亩免税田,一品大员则高达五千亩。这还不算完,洪涛在大名府干掉了几十座寺庙,弄出十多万亩根本不属于寺庙免税范围内的耕地,这些地也是官员和地主的,为了少缴税全都挂在寺庙名下。算完这笔账,大概就清楚为啥真正种地的农户反倒过不上好日子。全国七成的土地全掌握在官员、寺庙、皇庄手里,不交税或者少缴税,剩下不到三成的土地才是土地税收的主力。想用三成土地养活北宋庞大的政府和军队,除了大力发展工商业之外,加税是必然的。而这么做是个恶性循环,因为承受大部分税收的是乡村主户,也就是中小地主阶级。他们的负担一旦过重,再赶上天灾人祸,马上就有可能破产变成客户,而他们的土地又成了官户和寺庙的免税田亩。长此下去纳税的田亩会越来越少,国家的税赋也会越来越重,直到最终压垮整个土地政策和整个地主阶级。这个问题北宋朝廷不是没想到,也不是不想改。王安石的新政为啥受到旧党的玩命阻拦?就是因为新政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其中有一大块就是土地收益。一个国家要想变的富强,光城里人吃饱穿暖、精英阶级高官厚禄远远不够,让为数众多的农民日子好过才是重点。孟子不是说了嘛,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这句话洪涛非常认同。怎么才能减少农民的负担呢?这事儿改起来比较难,或者说对洪涛而言比较难。他无法说服皇帝和大臣改变土地政策,这个建议比王安石的新政还难以被既得利益阶级接受。假如王安石的新政无法为朝廷快速增加收入,想必神宗皇帝也不会支持他。现在想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死了,新皇帝明摆着是个保守派,自己还去触碰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利益,那不是找死嘛。说白了吧,政府想多收钱是天生的立场,农民想少交钱也是骨子里带的需求。政府和人民是一对儿天然的对头,却还要绑在一起不离不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两边相对平衡,政府别收太多、农民也别交太少。这个平衡点很难找,人类社会少说也探索了几千年,那么多大拿、大能愣是没太搞明白,洪涛也不指望自己能有一蹴而就的本事。强行鼓动人民和政府去争夺权力,最终的结果有两个。第一,自己成功了,带着百姓杀得血流漂杵,推翻政府建立了新政府。结果摸摸兜儿,发现空空如也。想建设、想强兵还得收税,保不齐比原来政府收的还多。因为被战火摧毁的事物还要重建,这部分成本也得加在百姓头上。就算自己不想收,但手下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穿越者,都能看到千年之后。他们跟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玩命图啥?还不是图个权利,要是啥都不给,那自己就是接着被推翻的那个。第二,自己失败了,那就更干脆了,咔嚓一刀人头落地。穿越者也不是孙悟空,脑袋没了照样会死,或者又穿越到别的年代。这两种结果洪涛都不想要,他觉得应该还有第三条路,没必要非玩零和游戏,让政府和人民双赢多好,后者说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变革。以洪涛的认识,政治也是一桩买卖,复杂得多的买卖。既然是做买卖,必须按照做买卖的规律办事儿,要考虑成本和收益。俗话讲开源节流,减少税收就是减少农民的支出,现在看来显然不太现实。那么不钻牛角尖,换个思路想一想,能不能在增加收入上有办法呢。假如一亩地能产出更多粮食,农民手里剩的钱就会多一些,单位土地可以养活的人口也相对多,生活就能好过点。这么做确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过分剥削的问题,但它有可能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只要税收别跟着马上提高就成。随着农民的认知水平提高,政府剥削的难度就会加大。驭民五术里不是说了嘛,要先壹民,也就是说愚民,让百姓都只有一种思想就好摆布了。假如农民有了闲工夫和闲钱去学习,壹民的难度就相对增大。通过这几辈子的总结,洪涛得出一个经验,凡事儿别琢磨如何完全杜绝或者改变,最好一步步增加或者减少,用量变引起质变,这样的可行性相对高。因为有些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相悖的,初衷好并不一定结果就好,先从不起眼的小事儿做起最稳妥,即便做错了也不会对整体造成大伤害。一边做一边思考衡量,逐步接近问题关键,最终才有可能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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