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关徐平大帐里，王凯与一众将领向徐平报过各军的进军路线，具体部署，吩咐上了茶来，坐着闲谈。此时大军前锋已至鸣沙县附近，即将截断韦州党项军退路，一切顺利。按照原先定好的方略，曹克明带整编过的本部兵马由天圣寨北上，许德统环庆路大军沿马岭水北上，两军由南线夹攻韦州。徐平带大军先攻鸣沙县，而后出偏师绕击韦州的侧背，配合南线。即使不能全歼元昊残部于韦州，也逼着他们向盐州方向逃窜，彻底放弃兴灵两州。而后曹克明部尾追韦州残部，与鄜延路兵马一起，歼灭他们于横山地区。战事顺利，气氛就很轻松。闲聊了一会战事，因为将进入党项腹心地区，张亢问徐平道：“都护，你一再告诫，此次我们是兴义兵，吊民伐罪，彰显天威，不可与胡虏同。下官只是一直不解，具体可如做呢？汉胡本不同，天下尽知，只是何为汉仪，何为胡风？”徐平笑着道：“你这话问得要害，不过却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清楚的。过几天，我会专门下一章程，入胡地各军照行。现在一切草率，不能细讲，我先靠诉你们一个大意。”众将一起叉手：“愿听都护教诲！”“两句话。第一句话，天师北上，以仁义之师伐不臣，吊民伐罪。番境有汉人，但大多还是胡人。汉人闻听王师来，必以手回额，奔走相告‘今见王师，自此我等汉人翻身做了自己主人也’。而胡人闻王师来，必心胆俱丧，委顿于地，曰‘天子之师来，自此汉人翻身做了我们的主子也’。其间滋味，自己体会。莫失汉人之望，莫中胡人之怨。”众将一起应诺，这两句话听起来差别不大，但细想却有着天地之别。徐平又道：“公孙丑问孟子，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何不耕而食？孟子言，君子不耕而食，是以才力而得国君之用，以孝弟忠信而子弟从之。非此二者，而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则近于盗。大军入胡境，凡不耕而食之人，皆令其至都护府，听候发落。”田况皱了皱眉头：“番境之人多牧牛羊，自耕自食者只怕至少。”徐平笑道：“耕仅是代语，凡是用自己的两手找饭食，皆在此列。市中百工，贩货商贾也是这般。不耕而食，仅指不劳而获而已。——好了，此是军中，我们说些俗话。汉风胡风之别，关键在我们汉人，饭食皆来于土地，一滴汗水一粒米，大家都习以为常。而番人起自牧牛羊，他们已经习惯了不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去获得财富。普通的牧民一样辛苦，但由此而起的势力之人，却已经从心上习惯了这种作为。所以我们汉人向往的，是有更好的土地，我流下更多的汗水，就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胡人则不同，便如牧牛羊般，他们所向往的是有更多的人被其奴役，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所以此去番境，只要把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找出来，能教化之则教化之，不然则流于远地，过于恶劣的，则加以刑戮，天下太平。”众人一起点头，明白了徐平的意思，不过要从心理上向这个方向靠拢，也不容易。汉风胡风，争了数千年，其实真要认识到根本，理由就简单得让人发笑。就像徐平前世讲社会的阶级斗争，真正追到源头是贫富分化。当有人知道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最后源头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便对整个理论一笑置之，觉得如小孩子游戏一般。汉风胡风之别其实是一个意思，最早起源于两个族群的生产方式不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的磁撞，最终形成了滔天巨浪。内部由于贫富分化而出了阶级之别，外部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则出现了文化冲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用阶级斗争去解决外部的文化冲突，会不得要领，最终是付出了极大努力，还是让外部怨恨，内部同样怨声载道。而用外部的文化冲突逻辑对待内部，则很容易出现法西思倾向，极尽残暴，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只讲阶级斗争，不讲文化冲突，易犯左倾错误。过于强调文化冲突，而不讲内部的阶级分化，则会犯右倾错误。不左不右，执其两端而得其中，是为中庸之道。不管阶级分化还是文化冲突，都是起自于人们自然而然的生产过程，都是本于历史惟物主义。不是先有了文化冲突和阶级分化概念再去找理由，而是先有这个根才产生这概念。所以一国历史，必然是内外有别。对内可以用阶级斗争为主去分析，因为这是内部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对外则要以文化冲突去看待，因为这是内外交往的主要矛盾。只强调一面而完全否认另一面，不管是倾向哪一面，要么不实事求是，要么别有居心。历史的大势当中，是不能针对两方，一定要指出一个坏人一个好人的。因为人类社会的这些矛盾，是不断在变化的。既斗争，又融合，在斗争、融合中社会不断前进。有时候以斗争为主，有时候有交融为主，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汉族文化传统起于农耕，农耕又有大庄园、小自耕农、公有大农场的区别，每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认为农耕的文化就是千年不变的，不实事求是。所以这个年代去接儒家的道统，特别要强调“以意逆志”，合适的认，不合适的改。胡风则是起于游牧，也分自由散漫的公社式和残酷的部落式，文化同样不同。农耕文化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现为“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强调自耕自食，天人合一。游牧的自由主义倾向则表现为自由散漫，不受拘束，向往大自然。这两个倾向在民族的交流、融合、碰撞中不是主流，存而不论。游牧文化中恶劣的自然环境，朝不保夕的生存处境，出现了一种只顾眼前，不讲以后的倾向。同时由于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一旦得到了改善便容易不思进取，对于自己得到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手，对地位丧失之后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而缺少交流，各自依靠自己面对大自然的生存处境，又让他们对于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漠然。我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来换，人与人之间只有简单的利益关系。如果不能交换，则就靠武力抢夺，武力抢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种罪恶。这种抢夺的极致，便是抢人，把人如牛羊一样做为奴仆。农耕则相对稳定，虽说是靠天吃饭，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与游牧不同，农耕条件下人组织起来，是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人定胜天的。所以便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我自耕自食，不求于人，你让我做事得给我个理由。不管是完税纳粮，还是参军打仗，总得说服我，不然不做，不去。说破天去，我自己种地自己吃，什么都是多余的。而组织起来可以人定胜天，比如修桥铺路，比如兴建水利，都能够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在另一个方面，又有守望相助，愿意承担责任的倾向。这两个倾向结合起来，便是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服别人管的性子，但又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历史在发展，文化在变，但这种精神的内核却不会变。所以汉人文化既有各过各的互不打扰的一面，又有面临困境，勇于冲上前去，以大无畏的精神承担责任的另一面。如果说，阶级分化导致了部落、民族、国家的产生，那么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便就导致产生了不同文化的部落、民族、国家。在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交流与冲撞中，便就发生了迁徒与融合，战争与妥协，同时伴随文化的消失、改变与新生。可以认为这种交流融合无罪，但不表示这个过程中的集团和个人无罪。不能够用人类文化交流的性然性，来为这个过程中的人和集团脱罪，不然就是对其他人犯下新的罪行。子曰，逝者如斯夫。不可以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的古人，随意臧否，不然你已经成为了百年之后人们的笑柄。一个人的言和行，总有其历史局限性。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才能够指导未来。出于某种目的，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历史结果，是对历史的亵渎，是对现实的欺骗，是对未来的误导，是一种犯罪。历史的洪流中不应该指出哪方是好人、哪方是坏人，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有坚持自己各自文化与传统的责任。一个农耕传统的人，来到游牧地区，不做改变，还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会被游牧民族看作小偷。而一个游牧的人，到农耕地区还要坚持自己传统与文化，则会被视为强盗。一个人如此，一个集团也是如此，行为有好与坏、正义与犯罪之分。在你家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到别人家里去做，还要怪别人不配合就是岂有此理。以此为理由大开杀戒，穷凶极恶，就是恶贯满盈，罪大恶极！而从五胡乱华开始的游牧民族南迁，确实表现出了强盗的作为。你可以认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正常的，但不能够为其强盗行为脱罪，不然就是一种背叛。肆意杀戮，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十室九空，这种罪行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为后人之戒。一个人要有是非观，一个民族要有是非观，一个国家同样也要有是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