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斐却将这两个原则，作为契约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这个就是《宋刑统》没有的东西。
虽说政法与私契是两条平行线，但是，当下是一个官本位制度，最终还是官员说了算，如果皇庭判定白契由于逃税，不具备法律效力，大家其实也没话说。
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到底政法还是要高于民间私契，官就是比民大。
但是，经过张斐的解释，就真成两条平行线。
这可是非常关键。
根据张斐的判决，一份契约是否具有法律效应，只是在于自由性，公平性，平等性，只要符合这几点，这份契约就具有法律效力，与它是否违反政法，并无太多关系。
虽然范镇也就是利用官有政法，民从私契来解释白契的法律效应，但是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一个理由，而不是一个原则。
这其实也是张斐与当下官员不同的一个点。
其实宋朝司法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要定罪，就必须要索引律例的，也就是鞠谳分司制。
但是关于律例的索引，多半仅限于官府内部的讨论，对外的判决，一般基于儒家道德，得判出有名，讲道理，占领道德制高点。
而张斐则是更偏向于，律例的引用和解释，道德只是在量刑的时候，提那么一句嘴。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其实张斐促使这场官司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那一点点契税，而是给出这个契约原则。
因为张斐是要让经济中心，从农业转向商业，亦可以说，将农业商业化，从商业中将税收上来，避免与乡绅、大地主发生直接矛盾。
既然是要追求商业，那么契约法就是重中之重，只有完善的契约法，才能够促使商业发展，也便与税务司调查取证。
在宣判后的第三日，皇庭就发表一期法报，公布详细的契约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公平交易原则。
根据这三个原则，后面又给出具体解释，就是规定契约是一种合意，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
同时还给出契约拟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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