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争论这时实际上并不大，主要是这时天启的权威日重也不再是可以用语言挤兑的了。虽说没有朱元璋与朱棣那样杀人，但大明朝目前为止天启也是杀了不少贪官的。
之前魏忠贤整东林党人也是血淋淋的外，现在反对最厉害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官而已，真正能见到天启的官员开口反对的人也几乎是没有，或小心翼翼提一句半语已经算好的。
另外这时税收制度改革有穿越众提供论点论据，那些职位高的文官也无力辩驳，又不好重复陈词滥调。倒是下面的官员上本反对者众多且重复那些歪理为主，对此天启只要一概不理不睬就可以了。
官场上如此却也要让全大明老百姓都知道为什么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还有改革后的税收制度是怎么样的。那是为了老百姓不受读书人欺骗、歪曲、误导，为此以吴世杰之名在商报上刊登了税收论。
税收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要收税？为什么要人人交税？为什么要根据收入交税等等。通过商报的广泛传播之前只知道''皇粮国税''不可能不交的普通人也知道了交税为什么，工、矿、商税为什么也要交等道理。
如此一来之前读书人的愚民政策失效了，当然让愚民政策失效的仍然是读书人，只是那些读书人主要是只认识几千字而不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
只认识一些字勉强读了论语之类书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与工、矿、商税是无关的，从商报上知道这样的逃税也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才知道他们的利益与那些士绅级的少数读书人的利益是不尽一致的，所以税收论一出来之前那种与民争利之类论调完全成了笑话。
政治上议论上都打败了反对税制改革的失益者后，税制改革可以顺理成章推动了。不过穿越众也没有马上在全大明推开新税制，仅是在原北直隶地区搞试点。
那是因为十八人虽都是学习过金融、经济、税收方面的书，却不是税收专业毕业。还有后世税收制度与大明这时情形相差极大，后世税制参考可以照搬不成。
即便是他们在网络通过''虚拟时代背景形式''有奖征集了大明这时应该执行的税收制度，再经过十八人讨论制定了一个税收制度，但网络征集也好，十八人也好，对大明的实际不大熟悉，对大明的问题也是有些表面化认识的可能性。
而且就算是他们十八人对大明的问题比所有的历史学家还认识清楚，不过后世改革经验证明，改革是一个细活及充满不确定性，并不如修理机械那样一加一等于一二那样明晰。
所以他们的方案再好也可能存在漏洞，甚至是太理想化不接地气，有一些水土不服。再有一个问题是这时大明的官员对此有抵触与反对者多，冒然向全大明推行极可能被歪曲、有选择性执行，放大了新税收制度的负面因素。
再说这时大明不急于救命，救命才用猛药有些副作用也顾不得了。这时新税收制度推行后带给大明的是有充足的资金搞建设，稳健一些迟上几年，比这时让有一些官员歪嘴和尚吹喇叭，将新税收制度吹歪了好。
还有其他省还没有经过官僚体制改革，或改了未久，那些官员对新税收制度有抵触也没有多少执行力。但经过官僚制度改革的原北直隶的官员至少是省管官员对新税收制度不反感，对新税收制度会增加财政收入期待为主而不是反对者众多。
为何如此？那是省管官员都是改革受益者，又是普通读书人多，新税收制度对他们自己有较大损失的人不大有的，而这方面改革会增加他们的权威，对当官者肯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