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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明和周挺赶到省肿瘤医院，汪文的尸体已经被他的家属拉走了，1917房下面的地上还残留着已经干涸的血迹，血迹呈流状向前渗透，着地点的那块血迹最大，直径约50厘米，血迹中心有向外喷溅的血滴，那是汪文的身体着地时，从脑部喷溅出来的血滴。
江一明目测了一下19楼的高度，和汪文的坠落点的距离相当，离墙角为1.5米，不存在汪文被人从1917房间推下的可能。医院所有房间都没有安装防盗网，因此，只要汪文爬上天台，就可能从1917房跳下来。
他和周挺来到杜子松办公室了解情况，杜子松说汪文于11月29日凌晨8：30从1917房的窗台跳下去。跳楼之前，他还大声叫着楼下的人：“我要自杀，我受不了痛苦的折磨，我死后不要怪罪任何人，你们帮忙作证。”下面一片惊叫声……三秒之后，汪文双手向前一伸，身体就由上而下堕落了，一声巨响之后，他的头先着地，脑浆和鲜血流了一地。
杜子松从抽屉里拿出一封遗书，说是汪文留在病床上的遗书，他把遗书递给江一明。遗书是写在汪文的病历上的，内容简短流畅，但是字迹小得像蚂蚁，笔画迟疑无力，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我的家人，我特此说明：我是自愿从病房的窗口跳下去自杀的，请不要找任何人的麻烦，特别是医院，我们家不缺钱，不需要医院的赔偿。我是因为受不了病魔的折磨而跳楼的。
我的存折上有120万元，这是我留给妻子方红的养老金，不许任何人动用。我和方红所住的房子归方红所有。公司由屈香心管理，我正式任命她为总经理，并分给她30%的股份，另外的70%股份分别留给我儿子汪宏和汪洋，他们各占35%，谁也不许拍卖公司，如果谁拍卖公司，遗产继承权自动失效。
汪宏和汪洋不许排挤屈香心，她是我最得手的助手，没有她，公司不可能从几十万资产发展到如今上千万元的资产。没有她的大力协助，汪宏和汪洋想把公司经营好，几乎不可能，有些事不是努力了就会成功，而是要有天赋的，就像运动员一样，绝对不是最努力的那个人得冠军，而是有天赋的人得冠军。
我累了，不想多写了，再见，我的亲人们。
——汪文，2017年11月29日早晨，于省肿瘤医院1917房。
江一明看完了遗书，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他把遗书放进口袋，准备拿回去给市局的文检员鉴定，看是否是汪文的字迹，这也是必须要走的程序之一，他担心汪文被幕后主谋灭口。
他和周挺来到19楼的监控室，调出了当时的监控录像。他俩从19日凌晨3点开始查看，一直看到8：35，没有任何人进入17号病房，因为病房里没有安装监控器，只能看走廊上的录像。
从3点到8：35这段时间只有两个护士进去查房过，她俩是于凌晨6点进去查房的，在房间里呆了3分钟，见汪文在睡觉就出来了。
汪文一死，这条线索就彻底断了，即使汪文是凶手也没有办法追查下去，哪怕查到了真相，也不能对他进行审判，中国法律是不对死亡的凶手进行起诉的。
汪文没有入侵宝马车微电脑的能力，他应该是花钱雇用了黑客，让黑客去谋杀曾春晖，所以，还是有线索可查，因为这得花一大笔钱，没有大几十万，或者上百万是下不来的。既然如此，就必须去查汪文资金的流向，这是种旷日持久的工作，最好是由经侦队去办。
江一明把查账的事情交给经侦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如何找别的线索。讨论结果没有更好的线索，因此案子走进死胡同。接下来只能从汪文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嫌疑人，这种方法不是上好的方法，只能算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这要走访大量的嫌疑人和关系人，记录无数的笔录，动用很多警力。但是，只要有侦查方向，他们决不轻言放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韧性的刑警当不了好刑警，这是铁的规律和要求。
时间很快就进入2017年12月，他们走访调查了十几天，没有一丝线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询问关系人上。经侦队也对汪文的所有账户和来往的客户进行调查，仍然一无所获，当然，如果汪文付现金给黑客的话，经侦队很难找出破绽，毕竟黑客的犯罪智商非常高，不会轻易留下线索。
12月10日这天是周末，江一明陪宋婉晴来到世贸大厦选购家具和电器，他极少陪她来逛商场，这是第一次。江一明对使用什么风格的家具不内行，也不在意，只要可以用就行了，他的心思都花在破案上。
所以，只要宋婉晴说喜欢哪种家具，他就点头称是。她批评他没有主见。江一明问：我没有主见还能刑警队长吗？而且屡破大案、要案、奇案？宋婉晴不想和他磨嘴皮，叫他选一款沙发，以免说她太霸道。于是，他沿着家具城走了一圈，最后看上一款米黄色的真皮沙发，正想目前询问售货员时，他手机响了。
他一看是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马上知道可能又有新案子了。他赶紧接了：“是大理石吗？有什么事？”今天是石大理值班，同事都称他为大理石，因为他长着一张像大理石一样光滑的脸，而名字和大理石仅仅排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