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下何人？”吴通判手握酸枝卧龙惊堂木，不轻不重地拍下，问正堂下五人，道：“何姓何名，年方几何，家住何处，是男是女，详尽报上案前来，不得有误。”
“吾是王四郎，三十六岁，吾是男的，安州人峦县壶口镇槐村人，吾听讲这边临州招河工，便来了，现住临州城南南山土地庙里头。”王四郎站在堂下，低着头弓着身，江南口音重得咧，比江南的鸟雀啾啾叫还要难听得懂，道：“啷个土地庙不只是吾住在那里，阿拉好些个兄弟都与吾同住在那雨天漏雨的土地庙里边，莫得钱租赁草屋，只能将就些住下咯。”
“王大五，同他一个样，男的，今年三十四，也住在那门坏窗烂的土地庙里。”
“王小六，是槐村隔壁的榆村人，也是男的，三十二，也住在那夜里闹鬼的土地庙中。”
“张三，三十三岁，男的，临州千江县西街的人，临州城内招河工，我也就来了，住在临州城南一亲戚家里，就在城南莲子斜街三茶巷道五百步的张六娘家里头，我还带了几个乡亲兄弟一起住，他们都在外头候着呢。”
“孙八角，三十一，也是男的，临州西城人，现住在临州城南的莲子斜街的大茶巷道三百五十步的小院里头，跟我几个家中的兄弟一起住的，我家中那几个兄弟现在也在外头候着。”
吴之筱扫了一眼堂下垂首弓身回话的五人，接过主薄递上来的笔录，认真看了看之后，先问孙八角和张三两人，道：“你们可知道诬告州官，其罪不轻，重则斩，轻则流，你们可想清楚了？”
其他人都是安州人，在临州没有亲戚家人，又很穷，可以说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这两人是临州人，家在临州，家人也在临州，他们状告临州知州的风险要比那三个安州人要大得多。
“我……我是知道的。”张三低头沉默许久，终于肯抬起脸来，眼睛不敢直视吴通判，只敢大着声说话，道：“但我就是……就是要出这一口气！！赵知州年俸月俸这么多，住在大院子里，有这么多奴仆使唤，凭什么还要克扣我们的血汗钱？”
“就是！”张三开了头，孙八角底气便足了起来，道：“我们起早摸黑，每天扛着土石块，拉着牛车，背上一道道血痕，药膏钱都得花费不老少，我们这么幸幸苦苦为的就是那点工钱，赵知州凭什么要克扣了去？还有没有王法啦？”
此时一旁的王四郎插话道：“吴通判，阿拉也晓得这事风险好大的呀，但吾想了想，临州不只有赵知州的，还有吴通判你呀，吴通判侬是个好官，一定会帮阿拉把钱都拿回来的。”
“抬举了。”
吴通判看了看他们交上来的《百名河工状告赵知州书》，这份状书上边的字看着挺文气的，应当是代笔，翻到最后一看，果然是城南门口卖书画的屡试不第的韩书生代笔的。州衙中许多状书都是那书生代笔的，吴通判也就熟悉了他的笔迹，只是这韩书生近来坐地起价，一份状书要价颇高，这些河工竟然也肯破费让他来代笔。
再看看状书上摁的手指印，数了数，足足两页纸，一共一百二十三人，涉及人数很多，一百二十三人，一人一日被克扣一百五十文钱，三十天工期，共五十五万文钱。
只是这些人如何知道他们原先该得多少工钱？这事，吴之筱不去打听她自己都不知道呢！
那些河工是这么说的：“我们原先也并不知道我们每日该得二百五十文钱，是主薄的堂侄告诉我们的。赵知州写一份呈至盛都的文书时，主薄恰巧偷偷看到上边写明了临州河工每日的工钱，是二百五十文！然后主薄回家便与他家堂侄说了，他堂侄也是河工，上工时与我们闲聊时他气得骂了几句，说漏了嘴，我们便知道了我们的工钱原该是二百五十文。”
“主薄，你退下。”吴通判别别手，道：“你与此案有关，笔录让账房先生来记。”
“是。”临州主薄放下纸笔，退下后，账房先生到了正堂，吴通判又从头问了一遍“堂下何人”等语。
堂下那些人也都照实回了话，吴通判再问临州主薄可有他们所言的事？
临州主薄想了想，说道：“九月十六日那天，赵知州没办完手中的事就去临山上砍那棵歪脖子树去了，很晚很晚才回来。那晚本不该我守夜的，但我折回州衙拿东西时发现州衙签押房里没什么人值守，又见赵知州一个人在签押房里写些什么，灯油都快没了，我以为是值守的人躲懒，自己就悄声上前去给赵知州添了灯油，何曾想看到了不该看的。”
说到此处，不等吴通判问，主薄就说道：“当时赵知州见了我，扯过一本账册就把他桌案上的文书给盖了起来，所以我看得也不真切，只是胡乱瞥了一眼，回家时喝了点酒充大，与堂侄胡扯了一些有的没的，我……我没记得我说了河工工钱的事。”说罢锤了捶额角，叹气道：“我这脑子不中用了，不大记得事情了。”
吴通判淡淡道：“传主薄的堂侄上前来回话。”
“是朱胡！”堂下五人齐声道：“是朱十六郎朱胡。”
主薄堂侄多，这些人提醒这么一句，吴通判刚好省得多问，只是觉着这些河工底气也太足了些，主薄说话时他们脸上既不慌忙也不紧张，传朱胡时，他们竟这般积极，蹊跷得很。
吴通判与衙役耳语了几句话之后，便开始等着，等了许久，她吃完了一包菱角核桃蜜糖碎，还吃了一碟桂花蜜枣甜糕，堂下五人也都喝了三碗茶水，衙役还没将朱胡此人带进来。
闲极无聊，吴通判便拄着歪脖子树制成的拐杖走到堂下，蹲下正堂前面二道石阶上，与堂外的人说话，道：“你们不怕杀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