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虽然说“扫榻相迎”，但申时行显然不会在他白玉楼过夜，要不然传出去心学、实学两派都会犯嘀咕，实在大为不美。既然正事已经谈完，晚宴过后申时行便起身告辞了。高务实完全没有刚才谈判时的凌厉，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是恭恭敬敬地将他这位“师相”一路送出府门外。等申时行的绿尼大轿都得近乎看不到了，他才转身回去，做足了门生弟子的恭谦模样。申时行在回城的路上已经听下人报告了高务实刚才的举动，这让他更加神思不定。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这小子实在太难对付了。一般的年轻人虽然冲劲足，但弱点也很明显，大抵都是顺境中得意忘形，逆境下颓废自弃。然而在高务实身上，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过。从高务实过去的“小阁老”时期开始，申时行就是他的老师，已经很多次观察过高务实。当时高务实就顶着神童的名声成为太子伴读，又是当朝首辅的嫡亲侄儿，还因为京华香皂的爆火赚得盆满钵满。顺境之顺，简直无以复加。可是申时行注意到，即便在那个时候，高务实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得意忘形的模样，甚至可以说谨慎得过分——申时行有时候觉得，即便换了自己是他，恐怕也没法比他更小心翼翼了。当时申时行以为这应该是由于高拱的反复交待，不过这个想法在高拱去世之后，他又有些动摇了——因为那时候的高务实依然保持谨慎。这是顺境中不得意忘形，还有逆境中不颓废自弃。高务实也是经历过逆境的。当初他以六首状元入翰林院，又有“二百年来真魁首，朕为文曲落书丹”的加持，简直是光芒万丈。全天下人——包括申时行在内的心学派官员都认为他的前途一片大好，甚至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人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然而偏偏就在这种时候，他却莫名其妙地被贬官乃至外任了，还被派去了在京官们眼中鸟不拉屎的广西。这般局面，比之当年的杨升庵也没强到哪去。可是要知道，杨升庵当年被贬，后来可是大半辈子全耽搁在云南了呀！高务实会不会也落个这样的下场？朝野上下众说纷纭。但被贬至广西的高务实却丝毫没有半分气馁，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风格做事。他不仅很快将广西内部多年的纷争逐一解决，甚至还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把安南给收复了。这样一个胜不骄败不馁的人，本来就已经极难对付了，偏偏他还政商两道通吃，动他任意一道都已经难以下手了，两道相加之下简直无懈可击。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既然政商两道相加的高务实几乎无懈可击了，他为何还要主动要求“朝廷的事朝廷解决，商场的事商场解决”呢？按照申时行的想法，浙江、应天两地财阀联合起来与京华为敌，从账面数据来说，只要这场“战争”是在东南进行，江浙财阀应该还是赢面更大的。如此情况之下，高务实却愿意“商场的事商场办”，这实在有些不合情理。然而申时行本身并不很懂商场，他思来想去也没想明白这件事高务实究竟是怎么看待的、怎么计划的，到了最后也只能放弃，打算赶紧派人通知一下江浙的财阀们也就是了。他申元辅本人，还是先应付一下“朝廷的事朝廷办”。虽然“朝廷的事朝廷办”随着今晚他与高务实“君子协议”的达成，大致走向已经是很明确的了，不过具体的操作还是要小心一些。此时申时行开始后悔自己给潘晟的建议，要是潘晟真听了自己的话，忽然跳出来要把水搅浑，那就坏事了。而且还不知道万一真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高务实那边会怎么想。但申时行还是小看了高务实的动作之快，也高看了潘晟的胆量。潘阁老最终还是没敢在两大派系之间作死一般的搞出某些骚操作来，依然老老实实呆在家里，自我停职反省。而实学一派在得到了申时行的默认之后，突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次日仅一个上午，弹劾潘晟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飞入通政司，又从通政司递呈内阁，继而进入司礼监。申时行派身边的观政进士数了数，发现潘阁老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项记录：一上午的时间，他被弹劾了四十三次。弹劾他的人从科道到翰林院，无所不包；从七品到一品，一级不落！这局面到了下午，甚至还变得更加失控，乃至于连高务实本人都有些懵了。因为他发现，下午的时候不仅实学派的官员在他的示意下正在继续掀起狂风巨浪，甚至还有其他人加入了战团——比如说他的同年顾宪成。顾宪成这个人在后世非常有名，原因在于他是“东林先生”——东林党的前身东林书院就是他建立起来的。高务实纠结的一点在于，他个人很不屑后期的东林党，乃至于一听东林二字就反感，可是此时的东林先生顾宪成偏偏是个明显倾向于实学的年轻官员，他高务实作为实学派的实际主导者，又好像没有立场能拒绝此人。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顾宪成虽然和高务实一样不过是万历八年的金榜，为官资历浅薄，地位也不高，只是区区一个户部主事，但他上疏论劾潘晟时的语气却十分激烈。疏文中直接抨击潘晟“执掌礼部，未见其节；称老阁中，未见其德。臣不知此等老朽，以何面目忝居其位！”其言语之激烈，论劾之酷厉，比起实学派的嫡系官员都是有过而无不及。高务实不得不仔细思考起顾宪成这个人的使用问题来。他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明末的东林与早期的东林，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只怕不然。最起码现在顾宪成批评心学的劲头，怕是不比他高务实来得差。高务实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历史上早期的东林党人，尤以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而顾、高二人一直都明确表示对王守仁至善学说不满，指责王守仁“无善无恶”是释禅空学，败坏了儒家实学风气。其中尤以顾宪成的批评最为激烈。不过顾宪成倒也并不是不同意道体之至善，而是不同意至善为无善无恶。就此他提出了道体的实与空的概念，进而形成其实教概念。由此也就展示了他的实学观。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即顾宪成的“实学”与高拱、高务实他们这一派的经世实学不同，顾宪成讲的是“道德实学”。(这一点前文有述，就是重阳大会前的那一章。)此前也说过，心学本来也是“实学”大概念下的一类，它早前也是“道德实学”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只是走着走着就岔了。现在顾宪成这个“新道德实学派”冒出来，一门心思跟心学这个“老道德实学派”争个你死我活，到底关不关“经世实学派”的高务实什么事？其实高务实不是不明白，同佛、老的对抗使宋、明儒学都变成了广义上的“实学”，而历史上东林党人对王阳明的批判部分是出于误解。在实学意义上，他们仍是一家人，而且同属于“道德实学”这个流派。他们同佛家辩论时，都回到孟子告子之争，因为他们看到这两次争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意味着“性善”与“性无善无恶”之争，也就是性实与性虚之争。只不过在孟子时，并没有佛家虚或空的概念出现，因此孟子也就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之概念。只有佛家思想泛滥的宋、明时代，才有了实之概念。如是，从概念上说，实学是在宋明才产生的；而从本质上说，孔孟儒学本身就是实学。那么也就是说，在儒家性善实学总特征下，又表现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实学。按照体用合一的原则，道或性本体会散入万事万物当中。这样，无论是性本体，还是寻常日用，就皆是实学了。而寻常日用，就包含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包括道德文章，也包括世俗功业；既有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经世治国之术。这样，宋明儒者在儒学旗帜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称为实学了。这一时期有着五花八门的实学概念，有的提倡儒学之实效性，如徐光启；有的提倡儒学之格物穷理特征，如李之藻；有的提倡儒学之性学特征，如杨廷筠；有的提倡儒学性善一元论，如黄宗羲。不管他们偏重于那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但都属于儒学实学化总倾向中的一部分。在以上这些人里头，高务实当然更认可徐光启，因为理论上来说徐光启就是他高氏经世实学的后继者之一，讲究的是学问要看到实效。但此时高务实不能不思索另一个问题：这五花八门的“实学”，究竟有没有希望统一？又究竟有没有必要统一？学术这种东西，按照高务实的看法，本身是应该“百花齐放”的，即便他不认可如今的心学末流，但也不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