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无巧不成书，但江浙海商们倒霉竟然倒得如此密集、如此环环相扣，那显然就不会是单纯的倒霉，而是京华在故意针对他们了。这些大海商们本身也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自然也发觉出了其中的不对劲，于是私下一串联，最后便决定去太仓开个会。之所以要去太仓开会，主要是由于王锡爵的关系。王锡爵乃是苏州首富，只要南京的魏国公府不出来争抢名号，那他大概率也是东南首富，妥妥的江南商道扛把子级别的人物。不过这并不是江浙海商去太仓州开会的主因，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王锡爵本人目前仍处于丁忧之中，他确实没法在此时离开家乡——这种举动对于他天下至孝的名声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就只好让别人来迁就他了。不过，众海商一到太仓就赶上了一条大消息传来：申时行的信使虽然姗姗来迟，但总归是到了，并且带来了京华的“宣战书”。一阵哗然之后，海商们分成了两派。大多数江浙海商对于京华的狂妄显得义愤填膺，纷纷叫嚷着要让京华好看。主流说法是：高求真竟敢以眇眇之身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乃取死之道也，吾等此番便要一正天下公理，膺惩此獠！客气一点的说法则是：高龙文此举属实不智，但恐怕是有小人游说其中。然我等谦谦君子，岂能效那匹夫之举，动辄喊打喊杀？不如先联名致书白玉楼，使高龙文知晓其中利害，如此或可使他回心转意，庶几两全其美。只不过，在这两派的背后，还有一些人嘴上或支持膺惩派，或支持协商派，可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觉得己方根本斗不过京华，还不如早些投降，干脆遂了高务实的意算了。这最后一种人其实并不笨，也不是天生软骨头，只是他们的生意实在离不开京华。江浙海商并不是个个都以贩卖丝绸为生，还有很多人从事的买卖是需要从其他地区拿货的。譬如说瓷器，就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从景德镇运过来，而长江航运的霸主毫无疑问也是京华。用京华的内河航船运输物资，不仅船只优异、运输价格波动小，而且京华的面子也足够大，沿线各地都不会有人敢对它设关设卡，这些优势都是其他航船远不及的。甚至还不止是有景德镇的瓷器，京华自家的禹瓷(钧瓷，避讳朱翊钧)也是被追捧上天的热门好货，这让瓷器海商们怎么敢轻易和京华撕破脸？义愤填膺又如何，难道真就有那么大的决心，因为一时气愤，便敢说老子不吃这口饭了？更不要说朝廷搞漕运海运并行之后，一旦黄河有事，江浙海商还有不少人搞运粮的买卖，而江浙一带的农业，现在实际上以经济作物的种植为主，大部分的粮食要从湖广一带运来。这就又转回了长江航道的问题，一旦京华不供货，他们要运什么？运沙子去燕京，插标卖首送人头吗？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只有丝绸海商们是“不怕事大”的，因为京华至少现在还并未涉及丝绸产业——其实有也是有的，不过京华做的是辽东的柞丝，双方的产品档次不同，针对的买家不同，跟他们不存在直接竞争。这样一来，与会众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搞得王锡爵这个地主头大如斗。王锡爵本人当然是强硬派，他是苏州首富嘛，是大明苏丝、苏绣产业的霸主，他又不需要看高务实的脸色吃饭。只是他的身份却严重限制了他，使他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一来他作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必须要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能仅凭自己一时喜怒而表态。二来他和高务实不同，高务实作为经世实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平时就敢展现自己有钱这个事实，甚至把赚钱当成一种实践其经世实学理论的手段。可他王锡爵是心学大佬，之前已经说过心学属于“道德实学”，重点在于道德，所以他历来都是表现出一副视钱财如粪土的形象。如果因为京华现在的做法他就立刻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要与之一战，则多年辛苦建立的形象就全毁了。由此可见名声有时候真是一把双刃剑，高务实偶尔都要受其所迫，又何况王锡爵这种身份？再加上王锡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回朝之路被高务实几近堵死，对高务实更是暗恨不已。因此这次会议中的王锡爵简直憋屈得想揍人，明明恨不得跟京华来个总决战，但偏偏还要把话说得极其委婉、极其圆融、极其“顾全大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王锡爵到底是王锡爵，他知道此时绝不能激化内部矛盾，只能先尽可能的把人团结起来，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这样才能有资本和高务实较劲。否则丝绸海商与其他海商一个谈不拢直接一拍两散，到时候光凭丝绸一行，肯定斗不过京华。所以他先劝大伙儿平静下来，且先在他这里休息一日，好好思索其中的利害关系，等明日大家再议。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因此他劝海商们先休息一晚，是为了将来不被人说是挟众意而启衅。但与此同时，王锡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让他们老老实实认怂，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被京华整成这样也不吭声。他首先是把众丝商悄悄请到他后院议事，等送走他们之后，又把几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请来，最后则把与长江航道有关的瓷商、粮商等再请来。前前后后一共请了几批人，商议到子时都过了才算告终。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锡爵身着孝服，再次出席并主持了海商大会。由于昨天的夜谈，今天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一批实在跟京华无法脱钩的商人们还在吵吵着京华不可战胜，不如干脆“投降输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华惹毛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不说别的，没有京华的两洋舰队轮番护航，这出海的生意怎么做？去日本，日本本来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盗，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诸侯，晚上就变成海盗了，没有京华的“书剑旗”罩着，去日本也是免费送货。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当年的净海王汪直，可没有本事震慑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现在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正是高务实的京华。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别想了。闽海海盗集团前两年被京华打败之后虽然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