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阿尔弗雷多特使不能认可木萨利的行为只是“看家护院”，因为在特使先生的眼中，边境军演这种行为等同于发出战争威胁。高瑞雏的“高举和平大旗”并不能掩盖木萨利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葡萄牙马六甲总督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暹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堪称强大，拥有定南警备军第四镇及暹南独立守备师(镇)两个镇级编制。定南警备军第四镇是“定南五镇”之一，满编高达12700余人，实际满编。全镇拥有两个标准步兵协、三个独立炮兵标、一个独立骑兵标，以及两个工兵营。这支部队被马六甲总督府视为其最大的陆上威胁，因为他们是一支标准的野战部队，拥有数量众多的火炮，包括京华称之为“二号炮”的陆军最大火炮，攻城能力可想而知的强大。而暹南独立守备师同样是镇级单位，之所以用“师”区分“镇”，听说是由于目前京华以镇为标准军队配置，师则作为辅助力量存在——以镇守当地为主，特别训练过城市卫戍、城市攻防战等。不过他们也拥有一定的野外作战能力，相关的野战训练一样是有的，只是训练强度略低于警备军，且配备的火炮明显少于警备军，但他们仍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补充“镇”级警备军编制。暹南独立守备师的人员编制略小于镇，全师编制目前为9000余人。其编制相比定南警备军第四镇要简单得多，为两个步兵协和两个工兵营。也就是说，光是在暹南地区——即马来半岛北部，京华就屯兵22000人左右。参考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情况来看，当前的马六甲总督府面对这支大军根本毫无胜算。马六甲总督在写给果阿总督的信中悲观地表示“……请您了解我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如果在现有力量对比不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不幸(与暹罗)发生战争，我能为葡萄牙王国做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尽量保证马六甲城不会在攻城战爆发的当日宣告陷落。”果阿总督对此当然十分震惊，但他也知道，葡萄牙在亚洲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印度地区，在远东方面实力有限。可是，马六甲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是葡萄牙与包括大明在内的远东各国各地区贸易的枢纽。中国的丝绸与瓷器，香料群岛的丁香、豆蔻、胡椒、龙涎香，日本的火药原料(没错，葡萄牙也在日本买硫磺)等商品，每一个都至关重要，葡萄牙根本不能放弃。尤其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极易被忽视的情况，就是葡萄牙对日本的贸易重要性与文化渗透问题。本世纪(16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大明和朝鲜。四十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事实上从四十年代起，他们同欧洲人的接触就开始了。日本天文12年(1543年)，一艘原打算开往大明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的关系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后世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该岛岛主种子岛时尧(种子岛是他的姓，也即苗字)用2000两白银的高价买得2支葡萄牙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这种火绳枪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铁炮”。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一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日本名为“足轻”)。如果稍稍溯源，那么大概要从公元1510年说起，葡萄牙人在那一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不久，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巽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大明的广州和宁波。1553年，葡萄牙逞强不成改示弱，以欺骗和行贿为手段强占大明地方官员认为“无用之地”的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大明和印度间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后世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的中心。日本天正6年(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在原历史中，这些贸易一直比较顺利，直到后来需要给郑芝龙缴纳过路费时才基本被荷兰人所取代。不过在这一世界，他们的生意很早就受到了牵制。由于京华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在闽海海盗联军被京华舰队一举歼灭之后，葡萄牙人提前享受了“缴纳过路费”的待遇。但即便是要缴纳过路费，葡萄牙人依然对这条贸易线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一来是因为京华的过路费收得并不算苛刻，葡萄牙人的生意利润又足够大，完全没有理由放弃。二来则是因为天主教的传播问题。葡萄牙船来航日本后数年，即日本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于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两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rita的音译)。众所周知，耶酥会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会中反对宗教改革、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并向外殖民的重要工具。来到亚洲和拉美各地的耶酥会士有一部分以宗教家身分充当欧洲殖民者的急先锋，沙勿略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他在写给本国耶酥会的信中说，他来日本传教是“为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里拯救出来交给神”，要把日本人变成葡萄牙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外出传教的耶酥会士同样也是派遣国贸易商人的先遣队——这一点从前不久的马尼拉谈判中还有各大教团代表参加也看得出来。沙勿略在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寄给住在印度果阿一名神甫的信中写道“我把在同界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并寄来，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于是，继沙勿赂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如丰后的大友宗腆、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在天正8年(1580年)时，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但无人能劝他打消这种做法。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甚至为表示对罗马教宗的虔敬，于天正10年(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目前尚未回国(原历史上去了八年)。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日本农民对佛教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传教士们也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商人。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则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面包)、btan(葡语ta，纽扣)、eriyau(西班牙语edia，针织品)等。这一点同西方文化初传入中国时只停留在宫廷及官员、士人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点甚至引起了京华内务部的关注，有一名乔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