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刘馨“秘书处”名单中提到的人便得到了通知，知道自己“将被重用”，并需在今晚拜见高务实。一众人等虽然不知道这重用究竟是如何一个重用法，但还是根据自身情况纷纷做了准备。高务实依旧去户部当值，顺便接待来访的吏部与兵部两位尚书。吏部尚书杨巍是来询问关于明年百官俸禄预存情况的。“来年官俸预存制度”是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的新举措，不过其实类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高务实将其制度化和标准化了，并且将之加入了户部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当中。由于这个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是一个相当浩大的整体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与户部联系协商，达成一致。否则的话，你要是不积极主动来找，那来年你部衙的钱不够可就不关我户部的事了，我户部又没损失，您老爱来不爱。话虽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类的衙门真要是连办公经费都不够，肯定到时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只不过这事一来丢脸，二来也显得堂上官能力不够，大家肯定是不乐意发生这一幕的。吏部和兵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来找高务实也不怎么担心会被卡脖子，不过这两部今年的预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还是得早些过来与高务实通通气。这两部的支出之所以会提高，吏部方面其实是被户部和兵部给“害”了。先说户部，由于户部收权并改成了四侍郎制，正式变成“大户部”，光是两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员，户部人员整体膨胀了四成。这些官员虽然属于户部，但天下官员的“编制工作”责任在吏部，发俸禄也要在吏部先通过，因此杨巍反而要来向高务实说明情况。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当前，大明的实学派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难解决，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源自思想观念障碍，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时候，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二是措施得宜，进退有度。具体来说，高务实在前几天的一次实学派高层聚会中，就提到了当前实学改革之“四要”方向要正确，措施要精准，推进要有序，步调要一致。方向要正确，是指实学派改革始终要记得自己的目的。改革不是为了实学派及其官员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大明这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获得好处，于国于民都要有益。既不能是损公肥私，也不能偏重某士农工商某一阶层，导致国家不稳，治理失序。措施要精准，是指实学派官员们在具体的工作措施当中要有针对性，要能实际解决问题。这一点高务实非常看重，并认为这是实学派与心学派的一个极大不同。他当时便强调说，跻身于实学派的官员，一定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态度，不能遇事就打太极，得过且过，把问题推给接任者。推进要有序，是指改革的推进要有计划，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先做的事情要能给后做的事情提供基础。他举例说，就好比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关税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没有之前的开关，没有京华大笔投入建设海港，没有建立舰队打击海盗、逼迫沿海私商放弃走私入境为“良商”的话，那现在一年能收的银子，可能也就还是之前那十来万两，怎么可能翻了将近三十倍？步调要一致，指的是实学派内部要保持团结，推行政策的时候要能齐心协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后腿。这一点看起来有些像高务实要树立个人权威，但其实他的出发点还真不在这。整个派系团结起来做某件事的时候，除心学派之外的其他派系或无派系官员哪怕持不同意见，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甚至就算是心学派，通常也不会很乐意与实学派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申时行当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王锡爵回京之后，心学派的作风有日渐转硬的趋向，不过也没有完全变化罢了。言归正传，两署十三司中除了两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余具体负责办事的官员清一色由举人身份的候补官员充任，基本都是品的小官。这些官员人数虽多，俸禄倒不高，吏部来高务实这里商议，本身也只能算走个过场，毕竟高务实自己设立的机构，不可能不管饭。兵部这边的情况则麻烦一些，因为相较于去年和今年，他们为明年做出的财政预算提高了着实不少，梁梦龙亲自带着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来，便是让三位侍郎分别说明——戎政侍郎不必来，因为京营现在是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出钱出力，户部不插手那一茬。兵部来商议预算，规格很高，排面十足，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花钱变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务实早有预计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战前储备。大明明确态度要一举覆灭残元，这事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之前皇帝态度坚决并且发力过度，甚至还闹出了西北之乱。不过在高务实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皇帝干脆把财务工作交给他来办。让他干财务，当然不是让他否决这个国策，而正是让他更好的执行这个国策。昔年永乐朝，成祖五伐漠北时，以那样雄厚的国力也要进行战前储备，何况当前？更何况此番大明还不是以驱逐察哈尔蒙古人为目的，而是要直接连锅端，这需要储备的力量显然会更多。永乐朝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火器部队，但当时的火器与现在不能比，火器部队在军中的比重也不能比，于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贡以来，大明从土默特购入的战马已经越来越多，朝廷的军马存量年年上涨。战马的消耗与驽马不同，非战时的食物虽然不需要顿顿喂精饲料，但隔三差五还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体质变差。然而对于大明而言，还有更麻烦的事精饲料固然价格贵，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马场才行——前者还能花钱解决，后者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大明的马场并不多。如果九边只是如以前一样，拢共才几万骑兵，那草场的压力还算不太大，基本能将就过去。可现在的局面早就不比当年，封贡十八年了，大明九边的骑兵已经差不多有十几万，战马存量高达三十多万匹，什么马场经得住？就算前次高务实拿下大宁，获得了部分关外马场，而后又在辽南之战后获得了辽河河套马场，但也供应不起这三十多万匹战马——何况也不能把骑兵全放在这两处啊！这样一来，饲料方面的缺口日益成为让朝廷头疼的老大难，直到高务实在辽东推广玉米并获得成功，才算看见了解决之道。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又转回去了。玉米的种植并非军屯，乃是号召当地战乱流民和普通百姓种植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开荒得来。按照当时高务实给出的政策，开荒所得归开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也就是说，朝廷喂马虽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极其适合喂马，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