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话说得颇重，不过方寸感掌握得不错，因为他并不是直接就信了高务实手里的这道条陈，而是先表示要派厂卫去查证。对于这种做派，高务实不仅不恼，反而非常欣赏，因为以他的观念而言，讲证据就是尊重事实，这是做事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做事只会陷入虚妄，变成堂吉诃德战风车。“鸡与猴的问题弄清楚，就会发现这件事的严重性更加突出了。”高务实接口道：“这意味着朝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财阀势力操纵——或者至少说是渗透。皇上，倘若阁部、部堂级高官都已经被财阀势力严重影响，甚至在财阀势力做出危害国家安全之举动时知情不报、装聋作哑，乃至于主动为财阀遮掩隐瞒、蒙蔽圣聪，那后果将会何其严重？”朱翊钧眉头皱成深深的川字，手里的御贡竹叶青都似乎不香了，端着酒杯半晌未动。又过了良久，他才问道：“务实，你说这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太祖开国之时就对苏州课以重税，结果苏州之富依旧冠绝天下，而由苏州蔓延至大半个江南的商帮势力反而不断增强，到最后就成了你口中所谓的财阀。这财阀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实了。以前我不懂为何江南官员坚持不能开放海禁，而北方官员——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赞同开海，后来才知道这其中的复杂。江南财阀早年要求禁海，只是不满当年朝廷舰队都是天家所为，朝贡贸易之收入也几乎都归了天家所有，他们几乎一无所得，自然眼红、自然反对。后来禁了海，他们却开始走私，靠着禁海禁了竞争对手，自己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自然更不愿意朝廷开海了。于是这又搞出了倭寇，大乱沿海数十年，远超开国时那些小打小闹的真倭。朝廷左支右绌，终于在战争中锻炼出几支精兵，遴选出几员干才，将倭寇之乱平定得七七八八。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倭寇之乱激化，非为其他，实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争议不断，直到文正公一锤定音，试以漳州月港开海通商。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并且在月港开海收到实效之后劝文正公增设港口。由此不过数年，倭寇绝迹、海关税收在朝廷岁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终于，朝廷渐渐可以积盈余，整边务，开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然而，这些江南财阀仍不老实，竟然做出这等事来！他们今日敢挑唆漕军，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卫所、挑唆班军、挑唆边军，甚至挑唆禁卫军！”朱翊钧说到此处，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后一口饮尽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丝毫不加隐藏的怒火与煞气。看来调查归调查，但他心底里其实早已信了，江南财阀在漕军骚动事件中绝对逃不脱干系。所谓调查，无非是去把罪证牢牢控制在手中。不过关于皇帝的问题，也就是“江南财阀为何总不老实”这一点，高务实有些犹豫到底该不该给他详细解释。听皇帝的意思，似乎觉得江南当地人天生邪恶一般，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完整。事实上，人类社会本质上就是经济社会，而人类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动物，一切行为都逃不出经济规律影响。某个地区的人如果有某种共性，那绝不可能是什么遗传基因导致，而一定是与当地在整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有关。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就好比后世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贸易体系内的分工，即本国在世界经济链中的位置。稍微懂点经济知识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线”，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也就是设计(研发)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眼下的大明虽然说是说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但大抵也可以套用一下这个微笑曲线。套用之后就会发现，至少在京华崛起于北方之前，江南地区强大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步：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控制着利润率最高的设计研发(知识产权)和另一端的市场销售，同时它甚至还控制着生产！你看当时大明的江南地区都控制了哪些产业？数一数，有丝绸(包括其他各类纺织品如锦、缎、纱、帛、棉等)、瓷器、茶叶、造纸、船舶、糖、盐……除了不肯种粮食，其他什么赚钱它做什么，还几乎都做到了顶端。甚至，哪怕江南不是酿酒的最佳之地，但它的名酒居然都不少。这是什么？这TM就是全产业链最强，彻底让别人无路可走了啊！意思是大明这旮沓，其他事情我江南包圆了，你们只要种点粮食、养点猪羊，供我们好吃好喝就行了。这能不出问题？这在后世来说，就意味着大明出现了极其、极其、极其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江南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来，乃至于在皇帝看来，自然就变成了：“How old are you？”[注：网络梗：怎么老是你？]高务实想了想，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此事说来话长，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华夏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来区分的，每次一出场都是一大家子的人。譬如西汉，吕雉和吕泽、吕禄、吕产、吕台；窦漪房和窦长君、窦广国、窦婴；卫子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上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问得好，皇上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上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没有向上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因此，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实际上就是让科举制在经济领域来了一次‘解放生产力’，让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阶级多了一条进身之泽雨轩 zeyuxuan.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