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离开了，留下荀彧一个人怔怔的正坐在堂中，神思不属，思绪纷飞。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来和刘备讨论幽州方略。
在两汉之际，荀子的地位事实上是比较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先秦诸子作传，将“孟荀”并称，《荀子》三十三篇也是与《孟子》同等地位的“传”，用以辅翼五经。
身为荀卿后裔，荀彧自然是精习《荀子》，却不料有朝一日会被人用《荀子》之语教育。
这也无怪乎如此，以两汉的儒学大发展趋势来看，纵然如今古文经学占据优势，今文经学的影响也是难以忽视的。那玄之又玄的谶纬之言，那将神学与儒学相结合的儒学新说，无疑是在与“实际”挂钩，与“实践”脱离。
为了政治地位的“实际”，而走上了抛却日常“实践”的路。
就连古文经学，看似是不信谶纬、不理神鬼。但为了在学术上取胜，陷入了对经典字句的无穷考究之中，也是对实践的一种背离。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时代，谈玄说空的思想在士林生根发芽，悲苦的下层民众也慢慢从佛道的身上找到了心灵的寄托，整个时代可以说都是在往“虚”的方向前行。
即便是荀彧这等人物，在这种大环境下也难免被其影响，超越时代并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
而刘备一番话语，让荀彧久久难以回过神来，他当然知道李澈不简单，可在他看来，李澈的形象或许更接近于弄臣。
聪明吗？当然聪明，那稀奇古怪的政令就是最好的证明，若是庸人，断然不可能有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可若说他是能臣，今日之前的荀彧是断然不能认同的。于李澈施政成绩来看，或许只有屯田之法还算有所用处，对于恢复冀州民生有着很强的积极意义。但屯田之法事实上也算不得多么出奇的做法，建武年间，光武帝便曾经令军士屯田，以此缓解民生压力，将战时的十一之税降为三十抽一。
李澈所推行的屯田法比起光武当初的做法而言确实更加完善，也更加有效，但于荀彧看来，并不算太过离谱。
至于那种种稀奇古怪的做法，实在是太过离经叛道，一时间也看不出有何益处，荀彧自然不怎么看得上。
如今，现实仿佛在与他开玩笑，那种种怪异的做法，如今看来却是有着周密计划的大计。事情到了这一步，荀彧自然能看明白未来的走向，如今的士族与三代的贵族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位、特权、荣耀，都在于他们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知识。
这既是他们刻意的控制，也是现实带来的馈赠——知识确实无法大规模普及。
然而看着手中的白纸，想着刘备所说的雕版印刷术，荀彧只能是怅然一叹。当书籍的成本大幅降低后，不仅是位在中层的豪强们，那基数庞大的庶民也将开启自己的儒学之路。
最关键的是，站在顶峰的帝王对于这种事必然是喜闻乐见的，所谓物以稀为贵，士族能够与君王共治天下，那是因为天下只有他们可以做到这点，而他们人数稀少，自然更加抱团。
可若是天下之人皆有为官之才，君王又何必迁就他们？数千万潜在的官员，又岂会上下一心的反对君王？没了张屠户，天子也能吃没毛猪。
观刘备的反应，他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为汉室宗亲，不管他此时究竟对帝位是作何想法，加强君权对他来说却是责无旁贷之事。那么他所言的教学推广显然也已是不可阻挡之事，至少在冀州是这般。
然而就算看透了这些，又能如何？荀彧面泛苦涩，终究已定君臣名分，难道还要因此事而背弃？更何况这般政令并非刘备不顾实际一意孤行，而是有着确实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