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很平静地向宋蕾讲了他和孙小敏的故事。
他出生在一个北方普通工薪家庭。家所在的城市，正面临着大下岗，企业效益不好，职工收益可怜。
而他，却考上了当时处于改开窗口的南方大城的大学。
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北方一般收入的城市上大学，一月三百块的生活费可能还凑合。可在这改开已经初见成效的南方大城里，一月五百都得算计着花，还不知道能不能花到月底。
像高峰他们这一代人，活到今天的，都觉得自己有资本，都觉得自己是诸葛亮，无所不能。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打死都不信，醉死都不认那壶酒钱。
他没上过大学，或者在一个三线小城里上过个专科或者技校什么的，听说那时候一月花五百，很是气愤。特么的老子一月才有一百五，你凭什么一月要花五百？
也不看看你在哪儿上的，上的什么，就知道张开嘴闭着眼喷。其实，这就是一种嫉妒，气人有笑人无。还是一种固执，我没享受过的，你凭什么享受？
固执而又盲目自信自私，造就了这一代的废物本性和无能。所以，种花家成气候的，多是五零后和六零后，再不就是八零后和九零后。七零后是最没有希望和最颓废的一代人。
高峰在大学里，经济情况一般，家庭情况一般，又是最颓废和最斤斤计较的七零后。像他这种情况，还真没有人愿意和他谈恋爱。
所以，大学里他没有谈过恋爱。
他和孙小敏同届同系不同班，在大学里的时候，他们一点不熟，甚至可以说不认识。没说过话，但知道有这么个人。
他们是找工作的时候才渐渐熟悉的。
那时候，高崎还没有发迹，还在唐城量具模具分厂干他的设备维修工，家里依旧很穷。
在南方大城里生活了四年的高峰，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繁华和生活方式，不想再回到北方落后的唐城去了。
那里工资高，那时候在那里挣一个月就顶家里他父母挣半年的。但消费同样也高，对一个刚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停留在理论上的大学生来说，工作并不好找。
工资低了，连房子都租不起，工资高的职业竞争激烈。
在宋蕾面前，高峰坦然承认，他能在南方大城得到一份过得去的，颇为体面的工作，孙小敏帮了他的大忙。没有孙小敏，他无法在那个城市里立足。
“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他对宋蕾说，“是互相需要。她看上了我的人，我需要她的帮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可以省去一个人的房租，自己做饭吃，比一个人买着吃要便宜好多。”
至于他们之间，或者说他们在南方大城打工的那段时光里，到底有没有爱情？反正通过高峰的叙述，宋蕾听不出来，反倒觉得这个孙小敏很有心计。从某个方面来讲的话，高峰倒有些受害者的意味了。
这，兴许就是高峰上大学四年，唯一学的比较扎实的本事了。通过对事件不同角度的，慢条斯理地叙述，绝对不破故事架构和真实性，却与叙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情感，让倾听者得出有利于他的判断。
“后来，我哥就发了。”
停顿一会儿，估计宋蕾已经消化吸收了他前面的叙述，他才继续往下说：“他的发迹很快，在唐城，早就被夸大成传奇了。当时我们还在南方，连孙小敏都觉得，像我哥那样没有文化的人，干不成什么大事业。所以，第一年我们回来探亲，我哥希望我们留下来帮他的时候，孙小敏拒绝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吧，我哥恨上孙小敏了，非要逼着我和她掰了。那时候，他是真的发了，聚香坊大酒店、海鲜市场，日进斗金，说话就有了底气。
我再不回来帮他，说不过去。
可是，他恨孙小敏，明白告诉我，不和她掰了，就不要回来。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孙小敏对我有恩，我不能听我哥的，也不能不回来。我就先和孙小敏领了结婚证，让她安心，和她一起回来了。”
听到这里，宋蕾就插话说：“你还挺讲义气的。”
高峰就苦笑说：“咱得对得起人家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既然你们都领了结婚证了，你干吗又要来追我？”宋蕾问他说。
“你听我说啊。”高峰就继续往下说，“我哥恨孙小敏，是因为他不了解孙小敏的能力。她在南方大公司里，已经从事比较重要的工作了，见识和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好多倍。
虽然我没有听我哥的，和她掰了，我哥也拿我没有办法。我们回来了，他只好给我们安排工作。等她工作以后，我哥就发现她的能力了，一下就把她提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上，工资比我都高，还把自己开的那辆进口雅阁送给了她。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产生了危机。
我们本来就没有爱情，她在这里混的比我还好，我对的起她了，对她就没有了亏欠感。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了这个亏欠感，让我开始正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无论从性格、脾气秉性，还有生活习惯上讲，都相差太远了，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