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史皇帝开始回大梁，临走时也对关北，山后一些地区做了重新安排。
向训调回朝中任用，由杨继业担任太原知府兼领猩州，代州等三州军事指挥使。
这个升迁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要奖赏杨继业在此次大战中的功劳，自秦国建立之后，史皇帝一直在有意控制文武官员的权力，不让他们做大。
如杨继业的安排，虽然都是封疆大吏，可相比唐朝中晚期的节度使还是差多了，他有太原的行政权却没有兵权，能掌控猩州，代州边镇兵马，但当地行政权肯定在知州手中。
这样的任命在和平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地方军政权力分开，可在战乱时代却是致命的。
因为战争瞬息万变，讲究的是高效，不能有任何掣肘，如果想在战争上获取优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大量军政权力都给领边大将，让他们可以及时决策，不受掣肘，才能击退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汉末有那么军政大权一手的刺史，州牧，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国有那么多地方军政权力一身的节度使。
汉末是因为朝廷无力对抗黄巾起义只能下放军政大权，唐朝中期则是为对抗安史叛军只能下放军政大权，结果都是放下去容易，收回来难，都导致全国藩镇林立，国家分崩离析。
而之前无论是梁、唐、晋、汉、周，还是周边的各个割据政权，都因为周围强敌林立，天下分崩离析，必须保持高度备战状态，所以保留节度使的军政大权，让他们能够随机应变，一人决断来加强军队战斗力。
而中央大国则压力更大，因为北方霸主辽国还虎视眈眈，所以中央既防备藩镇，又根本不敢得罪藩镇，因为还要靠拉拢那些节度使来抵抗辽国。
那时候削藩基本等于找死，好一些的就是边地大将被掣肘，无法阻挡辽军，让辽人南下，坏一些的人家直接反了朝廷，反正这些年都是皇帝轮流做，谁拳头大谁是爷，而更坏的则是直接将那些领兵大将推向敌国怀抱。
所以外患不解决，藩镇割据就无法根除，想在战乱中削藩，几乎等于壮士断腕。
不过随着史皇帝的南征北战，天下一统，这些事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辽国的覆灭，燕云十六州的收回，太原及其北面的边防压力骤减，就不会有那些顾虑。
而随着北方大片领土的收回，帝国最北端的边防重镇也会由雁门关推至大同，这需要在那一带修建新的莲花堡，招募训练军队，重新设置边防要地。
这些事都必须要一个熟悉军队，熟悉炮兵作战，参加过战争的人去执行，同时还要有文化，有治理地方，处理公务的才能，毕竟还需要恢复生产生活，主持新法律推行等。
最终他想到了孟玄喆。
于是单独在幽州王宫中孟玄喆谈了一会儿，孟玄喆最终同意带兵去云州，并且保证两年内大体构筑好防线，在关键要道都修筑上莲花堡。
史皇帝很高兴，又赞扬了他一番。
于是在幽州，史皇帝补授孟玄喆为权知云州事，兼云州防御使，领五营人马北上，负责修筑构建北面防线。
不过这件事也不急于一时，史皇帝给他放三个月的假，准许他先回大梁去接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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