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徐总分开后，我并没有急着回宾馆，而是折回他公司的大厦。
刚走进大堂，看到几名穿着工装的中年妇女结伴走出来，其中就有那名保洁大姐。
我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她，保洁大姐对同伴说要去趟卫生间，让她们先走。等同伴走远，我慢慢走出大厦，保洁大姐也跟着出来。
我对她说：“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保洁大姐指了指马路对面，低声说道：“可以，那边有个小区公园。”
从天桥过马路来到这个公园，我找了个偏僻无人的角落。保洁大姐神色慌张，都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我问道：“你是苗族人？”
“嗯，是的。”保洁大姐也没否认。
于是我告诉她，徐总的事情是我在调查，现在基本已经能够确定就是你给下的虫降，不过我希望能了解一下原因。
保洁大姐警觉地看着我：“难道你没告诉他，也没报警？”
我笑了：“我和徐总认识不到十天，他这人有什么习惯，你肯定比我更清楚。我要是告诉他，你觉得自己还能站在这儿和我讲话吗？”
保洁大姐觉得也是，她叹了口气，给我讲了原委。
她姓陶，是文山的白苗人，几年前丈夫生了场大病不能干活。她为了多赚点钱养家，只好千里迢迢跑来到上海打工，把每个月赚的钱全都寄回家里。
在这大厦的物业公司也已经当保洁员两年多了，一直做得不错，但物业公司规章很严，只要接到住户投诉，就要扣除当事人的部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