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谁来找啊？为什么找你呢？”
他说：“是上一级的同志吧，说是八*路军组织下的人。人家来后，问：‘想不想打东瀛？’我说：‘想啊，可是怎么打呢？’人家说：‘组织起来一起打，不能一个人。’我问：‘怎么组织呢？’人家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领导八*路军的，专门打东瀛的。’”
于是我爷爷就入了党，就是我们附近村第一名入党的同志。
我问：“爷爷，入党后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带领群众打东瀛鬼子。”
我问：“怎么打啊？”
他说：“白天给东瀛修路，晚上就组织群众挖路；白天架电线，晚上就剪电线扔到井里。”
我家是河北肃宁，大概就是华北抗日游击战的地方。
听到李老师讲“白天是东瀛的天下，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这使我和2012年听到的爷爷的话相互印证。
（二）
八*路军来了，办起小学，国民党来了，小学停了
李老师说：
“1942年，我八岁，八*路军进驻烟台领导抗日。八*路军来到这里以后，就在我村办起了小学，我从42年到46年读初小。”
抗战结束后，47年48年，国民党来了，学校就停办了。国民党进攻胶东、威海，于是上学中断了。
（三）
解放了，农民子弟读了完小、初中和高中
1949年解放了，解放区学校恢复。办起了“完小”，“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李老师在这里又上两年高小（小学五、六年级）。李老师51年夏天开始读初中，从54年到57年读高中。
高中是在烟台二中，烟台二中共六个班，其中三个班都是向农民开放，都是农村学生，其他三个班是烟台附近的学生。李老师说，他是外地农村的，不是烟台市的。
在这里读书时，伙食费每月6元，住宿不花钱，记不清楚有没有学杂费，似乎没有，或者有1-2元。李老师说：
“如果交学费，我们根本读不起，家里太穷了，吃饭都吃不上，哪有钱读书呢？”
李老师的村子是大村，一共450多户。当时村里有6位小学毕业生，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就没有毕业。小学毕业生中有4位上了中学，有两位没有继续上学，一位去打铁，另外一位去做生意了。
（四）
上了大学，还都是免费，休学两年，药费全报销
李老师说：1956年招生，全国招生名额是18万。由于生源不够，中专生都来报名。57年招生计划降到10.7万人。李老师1957年考入当时的河东师范大学。李老师说：
“当时河师大和河东大学是水平相当的学校，河师理科好，河大文史突出，两个学校的中层干部经常互相交流任职。”
李老师说，能够坚持上学就很不简单。当时他们村里上大学的有3位同学。在大学里，有一部分是速成中学的学生，都是四年读完初中和高中，保送进入大学。
李老师所在的班里边有40位同学，其中有20多位是考上的，有十几位都是保送生。他说，老主席两次从工农兵当中选拔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大多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了。
我问李老师：“这些人学习成绩好吗？”
他说：“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就不需要学习那么好，成绩就无所谓了，没有什么要求的。其中一位同学就是河师武装部的部长。”
我说：“当时可能是由于干部太少，老主席让工农干部快快成长起来，管理国家，他可能不太放心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管理，因为他们可能对共*产*党不满。”
李老师的女婿说：“可不是呗，你把人家的土地给分了，人家能喜欢你吗？”
我说：“就算到了现在，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有这样那样的观点，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态度。”
李老师说，他们高中班有一拨儿同学是57年考上大学。其他同学复习一年58年考上。58年名额多了很多。我爱人说，读大学时，全都是财政负担学生的学费。学费全免，生活费还有国家补助，自己不花钱。每月11.5元的伙食费。有人说，国家为什么要按计划招生呢，就是因为得根据财力，能负担得起。
我问：“河师是师范类学校，不收学费。河大收不收学费？”
李老师说：“也不用自己拿钱。国家不管，没人能上得起学，基本上还是靠助学金。为什么招生名额少呢？国家得负担得起才行。”
说起伙食费，李老师说：
“在中学是吃窝窝头，但考到河师以后，每月11.5元的伙食费。基本上是大米饭、馒头。57、58、59年是供给制，后来发饭票有一定的控制。当时河师是没有围墙的，四周是铁丝网围成，于是有同学说：像集中营。说这句话的同学差点儿被打成右*派。说起右*派，还真有一个同学被打成右*派。”
我问：“为什么呢？”
李老师说：“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他是南方人，他不喜欢东北的老*毛子，就是苏*联人。好像有点反对苏*联。但是戴帽只戴了半年就摘了，说如果不摘帽，就不能分配工作。”
李老师说：“我正常是61年毕业，可是59年我得肺结核，于是回家休学。休学期间，所有医药费都是学校保健科报销，大概每月6元钱。61年检查好了。暑假回来继续上学，63年毕业。”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五）
那时学习与今天学习的比较
谈起那时的高中学习，李老师说：
“晚上只‘加班’半个小时。现在的孩子晚上10点以前就没有睡过觉，作业太多了。我外孙女就12点才睡觉。孩子们太苦了。”
他说这话时，充满了对孩子的疼爱。
我问：“李老师，你们那时，在大学里有没有参加过劳动？”
他说：“有。大学就有工厂，叫校办工厂。”
我问：“这种方式您认为好吗？”
他说：“很好，学生可以到工厂实习，理论与实践结合，培养学生很好。这种方式是学习德国的经验。”
我说：“现在德国的职业教育就是双元制，学生在学校学习与在工厂劳动是相结合的。”
我又问：“现在的学生学习负担很重，天天查文献、应付考试，与您那时相比，您认为这两种方式哪个更能很好地培养学生？”
他说：“还是我们那时更好。我们那时上学没费事，现在的学生，12点以前没睡觉，说是控制作业，可是都追求升学率，怎么控制作业呢？”
我分析说：
“这也不能只怨学校，不能只怨家长，问题就是现在的收入差距过大。人们都追求上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
所谓‘好的工作’就是收入高、就业稳定、有保障。这样的单位都设置了许多门槛，不上好的学校，就没有进入这些单位的机会。
主要还是现在农民工人的地位太低，广大的农村和工厂，人们都不愿意去，而人们认可的工作岗位又少，这是问题的根本。
所以教育的事儿，不能只从教育来思考，如果不改变这种分配状态，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还是不断地给学生增加负担。家长虽然心疼，但还是为了孩子一辈的幸福。
说真的，这样的学习状态，许多学生是不幸福的。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并不真正需要这么多的学生来进行这样的学习。
可以认为，参加这样的竞争选择对学生和家长都是情非得已。而在这种无情竞争中许多学生的青春被无谓的浪费，这也是学生心理问题多、身体素质差的重要原因。”
交流过程中，我们还讨论了反*右、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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