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女记者曼姐没有对郑腊月和鲁春雪遇害一事进行提问，只有我自己在说，但我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说的很明白了。
而女记者曼姐听完我这番话以后，明显陷入了语塞的状态，不知道该问什么。
倒是郑腊月的叔叔，义愤填膺道，“你这分明就是避重就轻，按你这样说的，合着我们家腊月的死，和你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呗？我们家腊月在你们公司工作，现在被人害死了，你们居然就这样把事情往外推，你们还有良心吗？我们家腊月在你们公司遇害，你们就没有半点管理上和安保不当方面的责任吗？还说我们在和稀泥，我看你才是在和稀泥，你就是不想正确的面对你们应该负起的责任，一点社会责任心都没有，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我看了郑腊月的叔叔一眼，没有回应。
女记者曼姐也看了看郑腊月的叔叔，说，“你先别着急，我知道，我也明白郑腊月的死，对你们这些家属来讲，是一件极为悲痛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冷静一些。”
郑腊月的叔叔说，“我不能冷静，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往上闹，闹到有人管这件事为止，我们要让莲华制衣破产，像这种没有良心的企业，简直就是社会的毒瘤！”
女记者曼姐轻叹了口气了，对我说，“其实郑腊月和鲁春雪的家属现在之所以如此激愤，也是情有可原的一个状态。您刚刚说两位死者之所以遇难，和贵公司的管理与安保方面的具体情况没有任何关系对吗？”
我说，“我并没有说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关系不大。还是那句话，我们公司的安保措施，挡得住好人，挡不住坏人，但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们公司针对女工宿舍的管理与安保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公司的污蔑。”
女记者皱眉道，“何来污蔑？”
我说，“首先，我们公司不是学校，也不是监狱，周围围墙都是标准的厂区设施，我们公司为工人们提供宿舍，从根本上来讲是在服务她们，而且我们公司也不存在什么半军事化管理的情况，对于工人的人身自由是完全开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工人们有自己的社交自由。当然了，好比女工宿舍那边，平时我们也是严禁男士入内的，但如果有个别女工的男朋友过来与之相聚，我们也不能挡着人家，也没有任何权力挡着人家，所以我们公司有具体的相关制度，比如一个女工在我们这里工作，她的男朋友要过来找她，是需要在宿管科签字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这边很守规矩，不守规矩的是周铁良，女工宿舍门口有监控，却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周铁良的踪影，所以他不是从正门进入的，应该是爬窗户进去的。”
女记者问，“那此前为什么不给窗户装上防盗窗呢？”
我反问，“如果你家住三楼，因为没有安装防盗窗，导致盗贼钻空子进去了，你觉得是你的问题，还是盗贼的问题？”
女记者哑口无言。
我笑了笑，又看了看郑腊月的家属，甚至看了一眼他们拉的那道白色横幅，说，“他们在这里闹，我能理解，公司大门以内，他们不能进去，公司大门以外，那是公共区域，他们在这里做任何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们就这么蛮不讲理的拉横幅，污蔑我们公司丧尽天良，那就是他们不懂事了，所以，我现在只能把话放在这里，丧葬抚恤金该怎么给怎么给，但这个郑腊月的叔叔算个什么玩意儿？是郑腊月的直系亲属吗？不是。所以，我们要给丧葬抚恤金，也是给郑腊月的父母，至于给多少，怎么给，什么时候给，那是我们的事情。其余问题，你们要想知道，直接去派出所就行了，看看有关部门让不让你们采访周铁良，而我们都是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我们不亏心。好了，我的话说完了，都挺忙的，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的新闻素材，我也把事情理清了，你们要是非得进公司，因为你们有采访的权力，我们也不拦着，警察同志要进去，也没问题，其余闲杂人等，愿意在这里晒着就晒着吧。死不死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