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要倡导和平，需要有一个能协助他控制湖南局势、掌握军权的人，后经过程星龄和与白崇禧关系较深的刘斐的建议，并经中共湖南省工委同意，由刘斐去武汉向白崇禧建议将陈明仁调驻湖南。
1949年2月，陈明仁回湖南，不久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为做好陈明仁的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涂西畴通过多渠道开展统战工作，程潜也不断给他启发，表明自己有与共产党合作，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意愿，加上湖南和平运动气氛日益浓重，统战成员及时向他宣传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赏”的政策，最终解除了陈明仁的思想顾虑。
1949年5月，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南下，白崇禧败退到湖南后，加强了对湖南的反动统治，湖南和平起义工作遭遇严重阻力。
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余志宏和程潜面谈，余志宏根据指示，向程潜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精神，特别谈到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政策。
5月底，中共在**的代表乔冠华接见了程潜派来的唐鸿烈和李默庵，并听取唐鸿烈关于程潜情况的报告，乔冠华把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央收到报告后，复电指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极为必要，···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根据周恩来指示，要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只有这样党中央、中央军委才能及时掌握湖南和平起义的进展情况。
在各方推动下，6月，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了致中共中央、毛**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的决心，并分析了起义的困难和有利条件，以及自己的两条建议。
接到《备忘录》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立即写了向华中局的报告，并派人把《备忘录》秘密送至华中局，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王首道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劲光在致中央军委报告中写到：“湖南工委已将程潜亲自签字愿意接受八条二十四款之求和备忘录送到汉口。除已就近请示林邓指示，要程派代表来汉，并准备我方派员前去外，特将该备忘录转报中央，请即予以指示。”
在接到《备忘录》后，毛**于7月4日复电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放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
收到程潜《备忘录》后，中共中央军委于7月4日到8月6日，连续五次发出指示方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华中局同湖南省委共同研究，作出了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确定湖南近期的工作方针，一边继续推进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一边发动武装斗争，破坏敌人统治，发动组织群众，保护城乡，抓紧准备迎接、接管、支前等各项工作，以配合大军顺利实现湖南和平解放。对湖南迎解工作作出七项具体指示。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长沙虽出现短暂混乱，但各界人士都能积极稳妥坚持工作，为迎接长沙解放作最后努力。从8月2日开始，陈明仁按照人民解放军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队撤出长沙各交通要道。
8月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长沙东南军事重镇株洲，接着又解放了益阳、沅江两县城，和平起义条件成熟。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有37名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
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人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这是湖南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长沙乃至整个湖南的和平解放，与程潜、陈明仁等人的审时度势，深明大义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