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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结论(1 / 1)

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史》(吕思勉)的介绍

第一章 我国民族发展的回顾

少年人的思想,总是往前进的。只有已老衰的人,才恋恋于已往。然则一个民族,亦当向前迈进,何必回顾已往的事呢?然而要前进,必先了解现状;而要了解现状,则非追溯到既往不可。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这话,在第一编第一章中,业已说过了。然则我民族已往的发展;又何能不一回顾呢?

外国有人说:“中华民国,是世界上的怪物。”因为世界非无大国,而其起源都较晚;古代亦非无大国,然而到现在,都早已灭亡了。团结数万万的大民族,建立一个世界上第一等的大国;而文明进步,在世界上亦称第一等;这是地球之上,中华民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的。我国民族,能成就如此伟大的事业,这岂是偶然的事呢?我们试一回顾已往的发展:

当公元前三千年以前,我国民族,栖息于黄河流域的时代,已经有高度的文化了。这就是传说上所谓巢、燧、羲、农之世。当这时代,我民族的疆域,还不甚大。与我同栖息于神州大陆之上的民族很多。其后黄帝起于河北。黄帝一族的武力,似乎特别强盛。东征西讨,许多异民族,都为我所慑服了,然而这一族,也不是专恃武力的,同时亦有较高度的文化。此时我国民族,行封建政体。凡封建所及之处,即是我国民族足迹所及之处。星罗棋布于大陆之上,各据一定地点,再行向外发展。武力文化,同时并用。至于战国之末,而神州大陆之上,可以称为国家的,都因竞争而卒并于一。至此,而我国为一大国的基础定;我民族融合神州诸民族,而形成一大民族的基础亦定。

秦、汉以后,中国本部之地,既已统一了,乃再行向外发展。其中汉、唐时代,是我国民族,以政治之力,征服异民族的。五胡乱华,以及辽、金、元、清的时代,则不免反受异族的蹂躏。但因我国文化程度之高,异族虽一时凭藉武力,荐居吾国,卒仍不能不为我所同化。此诸族者,当其荐居中国之时,亦能向外拓展,大耀威棱。这并非他们有此能力,实在还是利用我国的国力的。所以还只算得我民族的事业。当此时代,我国力之所至,西逾葱岭,东穷大海,南苞后印度半岛,北抵西伯利亚的南部。亚洲的地理,若依自然的形势,分为五区,则其中部及东部,实在是隶属于我国的。我国今日,本部以外的疆域,都戡定于此时代之中。这是说国力所及。至于人民的足迹,则其所至较此尤远。地球之上,几于无一处不达到。现在南洋、美洲,都有很多的华侨。便是西伯利亚,西至欧洲,亦都有华人流寓。其形势,亦从这时代已开其端。虽然政治之力,尚未能及于此诸地方,这是我民族不尚武力的结果。最后的胜利,本未必属于武力,我民族自然发展所及之处,真要论民族自决,恐未必终处于异族羁轭之下的。若论内部的文化,则我国当此时代,有很完密的政治制度,很精深的学术,很灿烂的文明,都为异族所取法。不但已同化于我的民族,深受吾国文化之赐,即尚未同化于我的民族,其沐浴吾国文化的恩惠,亦自不少,如朝鲜、日本、安南等,都是其最显著的。这实在是我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

世界的文明,一起源于美洲,一起源于亚洲的东部,一起源于亚洲南部的大半岛。而一起源于亚、欧、非三洲之交。除西半球的文明,因距旧世界太远,为孤立的发达,未能大发扬其光辉外,其印度半岛的文化,当公元一世纪至七世纪之世,即与我国的文化相接触、相融合的,当其接触融合之时,彼此都保持平和的关系,绝无侵掠压迫的事实发生。乃至最近四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接触,就大不然了。他们的文化,是挟著武力而来的;而且辅之以经济之力。我民族遂大受其压迫。土地日蹙,生计日窘,不但无从发展,几乎要做人家发展的牺牲了。然而这只是一时的现象。须知一种文化的转变,是必须要经过相当的时间的。其体段大,而其固有的文化根抵深的,其转变自不如浅演的小民族之易。然而其变化大的,其成就亦大。我国民族,现在正当变化以求适应于新环境的时候。一旦大功造成,其能大有造于世界,是可以豫决的。到这时代,我民族的发展,就更其不可限量了。我国民族,是向不以侵略压迫为事的。我国而能有所贡献于世界,一定是世界的福音。所以我国民族的发展,和我国民对于世界的使命,两个问题,可以合而为一。

然则我国民对于世界的使命安在呢?请看下章。

第二章 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罗素说:“东西洋人,是各有长处的。西洋人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东洋人的长处,在于合理的生活。”这句话,可谓一语破的,自来谈东西洋异点的人,没有像这一句,能得其真际的了。

准其有科学方法:所以对于一切事物,知之真切。然后其利用天然之力大,然后其制服天然之力强。以此种方法,施之于人事,则部勒谨严。布置得当。不论如何精细的工作,伟大的计画,都可以刻期操券,而责其必成。西洋人近兴,所以发扬光大者,其根本在此。这真是中国人所阙乏,而应当无条件接受他的。

然而人与人相处之间,其道亦不可以不讲。《论语》说得好:“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利用天然之力虽大,制服天然之力虽强,而人与人之相处,不得其道,则其所能利用的天然,往往即成为互相残杀之具。以近代科学之精,而多用之于军备,即其一证—假使以现在的科学,而全用之于利用厚生方面,现在的世界,应当是何状况呢?

若论人与人相处之道,则中国人之所发明,确有过于西洋人之处。西洋人是专想克服外物的,所以专讲斗争。中国人则是专讲与外物调和的。不论对于人,对于天然,都是如此。人和物,本来没有一定界限的。把仁爱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物,亦可视之如人。近代的人,要讲爱护动物,不许虐待,就是从这道理上来。把为我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人,亦将视之如物。他虽然亦有生命,亦爱自由,到与我的权利不相容时,就将视同障碍的外物,而加以排除、残害,当作我的牺牲品了。天然之力,实在是无知无识的,我们应得制服他,利用他,以优厚人生。而中国一味讲调和,遂至任天然之力,横行肆虐,而人且无以遂其生。人和人,是应得互相仁偶的。而西洋人过讲扩充自己,遂至把人当做牺牲品而不恤。这实在都有所偏。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自己的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原,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原,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原,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讲调和。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孔子所谓大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历史事实,以为之背景的。其说,已见第一编第二章。文化不是突然发生之物。后来的文化,必以前此的文化为其根原。出发时的性质,往往有经历若干年代,仍不磨灭的。大同的社会,在后来虽已成过去。然而其景象,则永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而奉为社会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为其最后的鹄的。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乐利的根原。

中国人既以大同为最高的典型,所以其治法,必以平天下为最后的目的,而不肯限于一国。而其平天下的手段,则以治国为之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以修身为本,凡事无不反求诸己,而冀他人之自然感化;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用武力。这又是中国人爱尚平和的性质的表现。其目的,既然不在发展自己,而是要求“万物各得其所”的平,则决无以此一民族,压迫彼一民族;以此一阶级,压迫彼一阶级之理。所以中国的内部,阶级比较的平等,经济比较的平均;而其对于外国,亦恒以怀柔教化为事,而不事征伐。既然不讲压迫,则必然崇尚自由。自由,就没有他人来管束你了,就不得不讲自治。我国政体,虽号称专制,其实人民是极自由;而其自治之力,也是极强的。这个,只要看几千年来政治的疏阔,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据。我们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他,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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