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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绪论(1 / 2)

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进。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原发达,以及互相接触、渐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详论。现在且先作一个鸟瞰。

中华最初建国的主人翁,自然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现在还不甚明白。既入中国以后,则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粤江流域渐次发展的。古代的三苗国,所君临的是九黎之族,而其国君则是姜姓。这大约是汉族开拓长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时代的楚,而益形进化。同时,沿海一带,有一种断发文身的人,古人称之为越。吴、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杂居。后来秦开广东、广西、福建为郡县,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带有濮族。西北一带有氐、羌。西南的开拓,从战国时的楚起,至汉开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带的开拓,是秦国的功劳。战国时,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现今的甘肃和四川,都大略开辟。

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玁狁,和汉族杂居。玁狁,亦称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约是东胡之祖。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热、察、绥之地,都已开辟。此两族在塞外的,西为匈奴,东为东胡。东胡为匈奴所破,又分为乌桓和鲜卑。胡、羯、鲜卑、氐、羌,汉时有一部分人居中国。短时间不能同化,遂酿成五胡之乱。经过两晋南北朝,才泯然无迹。

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现在通称为回族。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总而言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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