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立国，全盘继承了秦的制度，自然也同样崇法治，萧何这位法家出身，政务能力一流，又出身丰沛功臣集团的老臣子当之无愧成了第一任相国。
同时，南瞻部洲久经战乱，早已民不聊生，亟待恢复生产，禁不起太多折腾，于是治国主旨便成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这样的情况下，道家政治理念便最合适宜，不可避免的在朝堂做大，以张良、陈平、曹参为首，暗中还有皇后吕雉的支持，一时间和法家联手制霸朝堂，将以叔孙通、郦食其、陆贾等为首的儒家势力打压的难以出头。
哪怕为了人族大计，必须要扶持儒家，但在朝堂上，总得遵循政治规则，哪怕刘邦身为开国皇帝，有着一言九鼎的权威，但也不能不顾规矩，随心所欲。
因种种原因，儒家在大汉初期并不能出头，不管怎么努力，始终无法和法家、道家抗衡，儒家大兴的大计也迟迟不能实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心人才发现道门的谋划，原来不打算使用武力阻止儒家上位，毕竟这样就直接和人族撕破脸了，不利于在人族传道。
如今改成以政治博弈的方式进行竞争，高层都不出手，任儒、道弟子在朝堂上发挥，推行各自的政治理念，以事实说话，看儒家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
也是因这个原因，汉皇刘邦无法不顾规矩拉偏架，否则率先犯规，给了道门把柄，到时候对方有样学样，圣人亲自下场，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那个时候，自己一方道理上站不住脚，被道门打击了，别人都不会同情，不能明面上说，更不可能撕破脸不让道门传教，否则如此行事，人族必会被各教派联手针对。
于是乎大汉朝堂上看不见的硝烟弥漫，道家和儒家两大政治势力反复博弈，法家稳坐钓鱼台，不管哪方胜利，都不可能摒弃他们。
前六千年，大汉因国情如此，需要休养生息，符合道门的无为而治，故而道门牢牢把持着朝堂，儒家毫无反抗之力。
但六千一过，天下安定日久，各地人口、生产恢复过去繁华，滋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再这么无为而治下去，也开始不合时宜起来。
趁此机会，早已积蓄许久的儒家势力开始发力，趁着道门还来不及转变思想的时间，以经世致用之学很是做了些功绩，渐渐扭转颓势，在朝堂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不久之后，五经博士、研习《春秋》的公羊儒脉的杰出弟子胡毋生、董仲舒，在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后，联手著写了《春秋繁露》，宣扬大一统、大复仇理论，强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时间为世人所重，使得朝堂上势力再次发生逆转，由此，儒家势力盖过道家。
见时机成熟，大汉朝廷正式大力发展儒学，并渐渐和法家合流，自此南瞻部洲儒法不分家，历代王朝均遵循儒皮法骨的政治制度，而其余诸子百家，则渐渐淡出大汉朝堂。
时间匆匆而逝，转眼间三万年过去，儒学在南瞻部洲已经发展的极为昌盛，各学院遍布郡县，长安城中也早已建起太学这样的最高学府。
朝堂上儒家势力更是全面称雄，连张良、曹参这样的老臣都不得不避其锋芒，一个专心修道不问政务，一个萧规曹随，转投萧何一系。
而另一尊大人物陈平，则紧靠着吕后，和吕泽一文一武，成为吕后在朝堂上的代表，仍然有着一席之地。
在这般煌煌大势之下，儒家学派繁花似锦，气运如烈火烹油一般升腾，在官方的推动下，已经全面统治南瞻部洲，结合另外四大部洲的儒家支脉，一时间兴盛无比，立教基础早已夯实。
“天道在上，今我孔丘以儒学为基，立下儒教，教化众生；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为三界众生开创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途；以仁恕之道教化众生，使其明天理，遵纲常；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和祭礼为本源，祖述三皇，宪章文武；以天子为领袖，以吾孔丘为教主先师；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此五经为儒藏之首，大教源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此四书为教化之本；以鸿蒙量天尺镇压儒教气运。”
随着孔丘开口，声音传遍三界，各地均有儒家弟子口诵盛世华章，每篇文章俱是立意高远，健康向上，思想纯正无邪。
孔门十哲、七十二贤者、三千弟子，儒家各支脉中均有浩荡气运汇入孔丘身上，在这些学府、书院、庭院之中，一道道浩然正气冲霄而起，引起天地间流动不息的至大阳刚的力量蔚然成河，浩浩荡荡，紫气蒸腾，渐渐嵌入人道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