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三元老店出来,向左一转就是贡院。站在路口望过去,但见人头攒动,人声如沸。五开间的大门,竖着三方直匾,中间是‘天开文运’四个泥金大字;东西两方题的是‘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进了大门是二门;二门之内,便是龙门,送考的人到此止步了。
有清以来,考试的时间确定很是费了周章,顺治时期是在二月,如有恩科,再临时确定时间。到了雍正五年和乾隆二年,因为有闰月的缘故,二月只相当于往年的一月(也就是正月)的天气,北京城中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举子进贡院之前还要照例搜检——以防作弊,便更加的苦楚难当。便临时改为三月举行。
到了乾隆九年,又有上谕明发全国:“明年二月会试,天气尚未和暖,且各省皆需复试,士子到京未免稍迟,着改期于三月举行。”从此以后,在三月举行会试(不论正科还是恩科)就成为永例。具体的时间是从三月初九第一场,三月十二第二场,三月十五第三场(具体的后面会写到)。
入院的时间也有规定,大约是卯正点名开始入场(也就是现在的早上六点钟左右),但是实际上来自全国的举子总数在七千人上下,每一个都要被仔细的搜检一番,全部进院完毕,总要在黄昏时分。是以一整天的时间,贡院前的大街上一片乱糟糟的景象,比之赶庙会也不遑多让。
尽管崇实力劝众人从容,他自己的模样也装得很从容,可是神色和行动,总有些心思不属,颠三倒四似的。别人也不敢笑他,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所争的就是这一场,且紧忙自己的正经去。把考篮放在腿边,由号军认真的检查过——清朝考试制度相当严格,便是一张两面全白的草稿纸也不允许带入贡院——撩起衣服,经过照例的搜检,崇实、谢增便与徐桐,储德灿分路了。
崇实他们两个的号舍在东面,是有名的龙字号——龙字号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乾隆九年,高宗临幸贡院,看到举子们在那一间站起来挺不直腰,躺下去伸不直脚的号舍中,“代圣人立言”的苦况,大为感动,御制七律四章,刻碑树立于贡院正厅的至公堂中。诗中有词臣歌颂,说是“添得青袍多少泪,言孔言孟大是难”,其中的的“名句”是:“从今不薄读书人”,“百年雨露万年心”。
还有一个原因是,龙字三号有一株古槐,婉蜒而西,夭矫如龙,横过市道,盖覆于西面的号舍。这株古槐名为文昌槐,据说有关文运:如果乡会试的年分,枝叶茂盛,得士必多。又说:闱中举子如果有病,在文昌槐前虔诚祷告,摘槐角煎汤服下,立刻痊愈,灵验非常。两个年轻人经过那里时,真就看到两个面有病容的人在那里焚香默祷。
谢增还好,是十八号,崇实就没有那么好的运道:他分到的是六十二号——号舍七十间相连,最后一间是被称为‘屎号’的厕所,距离近在咫尺,闻着这让人作呕的气味,简直什么心思也都给熏跑了。
订好号板,挂上号帘,开始自己动手做饭。在随身携带的考篮中有从琉璃厂买来的全新的考具,除了必要的文房四宝之外,从钉锤到白泥小风炉,一应俱全,总计不下五十件之多。烛火、食物。就这样一样一样取出,各放其位,算是整理停当。
左右号舍中哼唧有声,崇实站起来走过去看看。只见两个举子都是一筹莫展的拿着锤子、钉子发愣,很显然是那种五谷不分,只知读书的书呆子。当下帮他们安排妥当,再回到自己的号舍草草的用罢晚饭,在这站不直,睡不平的号舍中闭目养神。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直到有人呼喝:“接题纸,接题纸了!”才把他惊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