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回到总署衙门，立刻让李鸿章起草公文，加印钤盖，让总署章京，叫盛昱的，投递到不远处的俄罗斯公使馆——这时候，各国公使尚未搬迁完毕。
为国事传召一国公使，自然不能如百姓往来那样迅捷便利，一直等到日近正午，马里斯克所乘坐的斯廷美马车才来到总署衙门门前，进到签押房中，等文祥到来，彼此相对一揖，各自落座，由总署衙门俄国股章京，成祥同科的生员，名叫瑞徵的做誊录。
“公使先生，我大清皇帝陛下传旨，命本官约请公使先生过衙，是为贵国国人，私自越过贵我两国于康熙二十八年所定之《尼布楚条约》中于两国东北边境约定之额尔古纳、格尔比斯河之界限，在阿穆尔河西岸，构筑寨垒、兵营，可有说乎？”
“这，”俄使眨眨蓝色的眸子，“此事……，鄙人正要向中国大人呈递来自彼得堡的公文——我国沙皇陛下希望中国皇帝陛下准许，派遣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沙维耶夫阁下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贵国的首都来，就贵、我两国自公元1689年签订之《尼布楚条约》中遗留之待定区域之归属问题，和贵国政府展开正式的磋商了。”
文祥一愣，这件事是事前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啊？怎么这么巧？自己方面刚刚为阿穆尔河一事要向沙俄兴问罪之师，他们就要派人到北京来，商讨尼布楚条约中遗留问题了？这也太巧了吧？
心中想着，接过俄人递过来的公文，当众打开，交给一边的瑞徵收好，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马林斯克并不是在撒谎，俄国确实准备派人到北京来，商讨两国边境争端问题，这要从咸丰七年说起。
俄国从尼古拉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两任沙皇，虽然都是东侵中国的策划和指挥者，但囿于不同的内外因素，不敢让穆沙维耶夫把事情闹得太大，因此不得不在温和派的涅谢尔罗杰（当时的沙俄外务部尚书）和激烈派的穆沙维耶夫之间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不过每一次的争执，都是以穆沙维耶夫占上风。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英法两国在东南沿海挑起事端，俄驻美公使在美国都听到了‘英国人不仅想在中国得到通商的更加便利的利益，而且还想得到舟山岛’的传闻，还说什么‘法国正在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也指望在太平洋沿岸得到某些东西’。
其时，驻北京的俄罗斯教士团团长，修士大祭司巴拉迪，这个一直以‘政治成绩远高于文化成绩’著称于世的老人，则以更加蛊惑人心的语言向圣彼得堡报告说，“现在，随着和平的奠定（这是指巴黎合约），我们已不再受拘束，我们的行动应具有明确性，对合并阿穆尔河左岸，我已经不再怀疑，自由航行只是权宜之计，此种做法既不妥当又很缓慢。”
巴拉迪是个中国通，连续担任第十一次俄罗斯教士团的成员和第十二次教士团的团长，在中国生活多年，汉语非常流利。在信中他说，“中国如同一个固执的老人，他喜欢别人表面上顺从他，这样就会默默的做出一切让步，我觉得，事情可以毫不声张的顺利解决，但是要FORCE D’ALLER（法语，行动）。”
穆沙维耶夫对此跃跃欲试，他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处境越艰难，他就越难以理喻’。因此，‘同中国政府谈来谈去毫无益处，一切问题只要由我们自行解决看行了，因为中国政府不敢，也不会阻挠我国行动。’他牢牢记得尼古拉一世在死前的遗训：‘中国理应满足我国之合理要求，倘若不允，尔今手握雄兵，可以武力迫其就范。’
但不等穆沙维耶夫动手，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叫普提雅廷，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有伯爵袭位。他多次参加沙俄的对外战争，引起沙皇的注意。1842年，他出使伊朗，并取得里海贸易权，建立了两国之间的航线。普提雅廷非常善于用外交手段为祖国谋取利益。伊朗之事过后，他又到了日本，并于1855年迫使日本政府签订了《下田条约》，俄国船只得以驶入下田等三个港口，并承认沙皇对千岛群岛的权利。
他的外交活动成果启发了俄皇，既然能够在谈判桌上解决，又何必劳师动众的去打仗呢？于是，在英法两军在广东沿海高歌猛进的时候，担任俄国驻伦敦海军武官的普提雅廷立即驰书政府，请求立刻解决黑龙江划界之事，否则，俄国将保不住与英法两国在日后瓜分中国时的利益。
于是，俄皇于咸丰七年的11月间，招他回圣彼得堡，准备任命他为赴华全权公使，到中国去，借中国与英法交战，无暇北顾之机，拿下俄国需要得到的利益。
但还不等普提雅廷出发，英法联军就先在安山湖败下阵来，这样的结果大大的出乎俄国人的意料之外，俄皇大吃一惊之外，不敢再想通过谈判获得黑龙江流域的利益，但又舍不得就此放过，于是改命外交部副相格尔斯为谈判代表，赴中国一行。探听一下中国的虚实再说。
原来，在沙俄内部，以武力夺取黑龙江和以谈判获得这两种方式，各自有其支持者，前者以穆沙维耶夫和康士坦丁亲王为首，后者是以外交部尚书涅谢尔罗杰、格尔斯和普提雅廷为首。在后一派占上风之后，穆沙维耶夫在使团尚未出发，就写信向沙皇抱怨，“彼得堡竟然无人考虑到，使团可能遭拒以及嗣后应如何对付中国人？”后来在给康士坦丁亲王的信中，他也说，“不瞒殿下，直到如今，我仍不能赞成那种以为出使北京会有好处的见解……我认为，第一，假若中国肯于退让，那么在文字上只能写为‘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依然认为阿穆尔河是中国的，那么，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如果公开的建议遭到中国的拒绝，我们又毫无表示，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领有阿穆尔的权利，正因为如此，我对军事行动早有准备，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我国的条件，也许会更好些——既然英法当年有权以武力强迫中国接受其条件，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呢？”
亚历山大二世置之不理，径自派格尔斯出发，到京之后，中国答应了俄国提出的诸如勘察边境、设立领事馆的请求，其他的，一概拒绝。
消息传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在黑龙江地区厉兵秣马的穆沙维耶夫了，他全力以赴从事的阿穆尔事业，若是为格尔斯在即将成功的前夕将功劳夺过去，他的心血就全数毁于一旦了，而中国方面的拒绝，就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于是，他一面向俄皇报请，一面进一步向黑龙江地区运兵移民，做好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但来自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的一封信，让他火热的心思，凉了一半。
这封信是以私人信函的方式，向他转达政府的决议；“对于您进一步要获取阿穆尔河左岸的夙愿，我不能赞同，依我看，您对于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担心，不应影响我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我们不应着眼于清廷，而应着眼于这个地区——将来不论谁来管理该地区，都必须得到我国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是非正式的，只要我们能够平平稳稳的，不引起政治的占有阿穆尔即可。”
穆沙维耶夫自然非常不满意，但在这封信的最后，苏霍扎涅特写到，“……我可以极其机密的向您透露，请尽管放心，皇帝陛下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控制整个阿穆尔河左岸的决心的。”至此，俄国侵华扩张的整体蓝图就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不久之后，穆沙维耶夫一则为身体原因，再一则，他知道，短时间内，俄国对于中国的行动不会展开，索性赴欧洲疗养去了。
一直到咸丰十年，阿穆尔河一事再度被俄皇提到议事日程之中，为担心引起中国激烈的反应，俄国人绕了一个极大的圈子——以和中国人重新商讨当年《尼布楚条约》中双方边境待定区域为由，派人到北京，先看一看中国人的反应，再确定第二步的行止。这一次派出的使团的正使，就是穆沙维耶夫。
这一次到中国来，俄国人打着的算盘是通过和中方商讨尼布楚遗留问题，达到探听中国态度的目的，这里面有一个缘由，大约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