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三日的时候，柳月氏携女进宫，为帝后心中所喜，赐婚大阿哥，这一下，惠昱府中可是真的热闹起来了。先由惠昱的老父亲带领阖府上下，望阙碰头，叩拜皇恩之后，开始准备祭神的繁复礼节——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阖府上下，都要很是为之折腾一通——这里介绍几句。
满族人有祭于寝的旧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概莫能免，在宫中是在分属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在百姓家中，就是在家主和太太居住的上房，正中堂屋，西面墙上设一块朱漆隔板，板上悬挂一块镶红云缎黄幪，下粘纸钱三挂，成为幪架，而一般多用祖宗板子的俗名称呼。
在祖宗板子的前面设一张朱红色长方矮桌，上供香炉，陈设虽然简陋，礼节却异常隆重——第一天捡米选豆，第二天磨粉蒸面，到这一天的午夜过后，祭礼便开始了。府中从大门到上房灯火通明，人影憧憧，但声息不闻，不但没有人说话，连放置器物都不准出声，以肃静为至诚。
丑正一刻，主祭的惠昱上香，率领阖族男丁三叩首，厨子随即和面做饽饽，就在院子里临时架设的大灶上蒸熟，装成十一个盘子，每个盘子里装十一个，献上供桌，免冠行礼，接下来就是请牲了。
牺牲是老早选定的三口大猪，此时只用一口，绑缚在屠床上抬进来，这口黑毛猪称为黑爷，原来是已经洗干净的，但仍需主祭用一把新棕帚遍扫牲体，缚猪的绳子，亦是换了新的，这才抬入室内，摆在供桌前，意思是请祖宗审视，享用这样一口猪，是否合意？当然还要行礼，礼毕就要请黑爷归西了。
因为不能用‘宰、杀’之类的不吉利的字眼儿，宰猪成为‘省牲’，屠夫下手之前，先提起猪耳朵，灌进去一大碗烧酒，将黑爷灌醉了，省得‘省’时乱叫。至于下刀，也有规矩，晨祭用公猪，左手执刀，及至开膛破肚，第一件事就是将附着于大小肠之间的脂肪剥下来，连同生猪血一起上供。而这肠间脂肪， 就是《诗经》中‘取其血膋’的‘膋（音辽）’，满语叫阿穆孙。
这时候，整头大猪已置入大锅去煮，煮熟了撒饽饽献牲，猪头朝上，头上插一把柄上有了铃铛的鸾刀，另外盛汤一碗，碗上架一双筷子，随同献牲。
接下来，主祭再一次率族人三叩首，这时天色已经快亮了，息香撤幪，晨祭告成，阖族吃肉吃饽饽撒福，但不准喝酒。
到了过午不久，夕祭开始，和晨祭不同的是，省牲需用右手，黑爷是一头母猪，黄昏时分，撒饽饽献牲，这后半段的祭礼，由府中主持中馈的主妇主持。累人不说，有些知书识字，深明事理，而有喜欢究根寻底的才媛，倘为家妇，必须主持夕祭时，会有一种恐惧委屈之感，这是因为在后半段的夕祭，有一天个专门的名臣，叫做背灯。先要息香撤火，再用布幔密遮窗户，屋子里漆黑一片，只有主妇在内，这还不够隐秘，中门亦须紧闭，阖族男丁都要在门外屏息等候。
似这样远摒男子，独留主妇一人在密室祭神，当然是表示什么都可以贡献给神的含义，当初何以制定这样的仪式，已经无可考究，到了这样的时代，主妇在室内行九跪九叩的大礼，顿首达八十一次之多，虽然是寒意尚在，但穿上全挂子的礼服，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行这样的大礼，可也真算得上是特殊的酷刑了。
等到柳月氏好不容易行过了礼，已站不起身，双手扒地，膝行摸索着到了矮桌前面，将黑爷头上的鸾刀拔下来，放在桌上，忍不住狂叫一声，“快点灯！”
中门外是早已经预备好了的，启门秉烛而入，惠昱推门进来一看，太太坐在地上，汗出如浆，面无人色，赶紧把她扶起来，低声抚慰着说道，“辛苦你了，好歹撑着一点儿吧。”
柳月氏也真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好在仪式已经过了大半，最后一项就是要祭天，俗称祭竿子。这根神所依凭的竿子以杉木制成，高出屋檐。这种祭礼和晨祭、夕祭都不同，牲用公猪，不光是去毛，还要剥皮，称为脱衣。肉煮熟后，选取精肉，跪切成丝，将肉丝和小米饭伴在一起，另加血肠，移置竿子顶端的一个斗内——据说这是当年努尔哈赤起兵征明时，有一次打了败仗，而追兵甚急，只得躲在一颗树下，忽然来了一大群乌鸦，掩护太祖，挡住了明兵的视线，因而得以脱险，所以等到后来，为了崇功报德，设竿子祭祀乌鸦，托名祭天。
祭天以毕，曙色初露，赶紧铺设地平，布置坐具，来吃肉的宾客已经到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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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登基改元二十年，时逢四十整寿，各省纷至沓来的报效万万寿诞之日的奉使络绎于途，这还不算，又有嫁女、皇子娶亲两件大事，三喜临门，更是令北京城似乎从来不曾脱开新年的喜庆气氛一般，从过年一直到三月初，都是热闹非凡。
这等景象是数十年不曾有过的，从道光朝开始，皇上例行简约，连上朝穿着的朝服都是打补丁的，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弄得朝臣不在衣服上打几个补丁就不敢临朝，满堂上下，都如同叫花子一般；新君登基之后，虽不至于此，但皇帝对那些踵事增华的事情兴趣也并不很大，便是连十年前的三十整寿，虽然准许各省竞相奉献，但论及荣光，较诸今年，却又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除了本国官民一片热情洋溢之外，连驻华的各国公使，也早早的向总署衙门递交公文，请求准许参加六月初九日在太和殿举行的万寿大典。这样的消息传出去，更让百姓心中骄傲，“看见了吗？皇上过生日，连洋鬼子都主动拜寿了！这在往年，哪儿敢想啊？”
五十余年没有这么热闹过的北京城中，大小客栈、会馆、庙宇，凡可以寄宿的地方，无不满坑满谷。有的是来风准陛见，有的是来贺皇子、格格大婚的地方大僚，有些是解送贡品或者勾当传办事件的差官；有些是进京投供，顺便观光找门路的捐班官儿；有些是想抓住机会来做一笔好生意的买卖人，有些是什么也不为，只为赶上多年难遇的皇子、皇女大婚，只为来看热闹。
不过，除此之外，也有逃难来的人。直隶在前一年就闹水灾，灾区之广，为数十年所未有，朝廷特意降旨各省劝捐，光是杭州的富商胡雪岩，就捐了棉衣一万件。胡林翼一面办赈济，一面请款动工，整治永定河，已经奏报全河两岸堤埝，均已培补坚厚，照例办‘保案‘嘉奖出力人员。那知到了夏末秋初，几番风雨，永定河北岸竟致溃决，保定、天津所属州县，亦都发了大水。没有水的地方又闹蝗虫，然而这不能象上年那样，可以请赈，因为事情一闹开来，必要追究决河的责任，便只好尽量压着。于是苦了灾民，无可奈何，四出逃难，就有逃到京师来乞食的。
接下来是谈内务府与户部的一件纠纷，从大婚典礼开始筹备之日起，内务府就成了一个填不满的贪壑，差不多万事齐备了，还想出花样来要一百四十万两银子。管事的内务府大臣肃顺、端华、崇纶、明善、春佑都是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阎敬铭不能不想办法敷衍，七拼八凑才匀出来六十万两，因此户部复奏，说在七、八月间可以拨出此数。向来跟户部要钱，那怕是军费，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面说要多少，一面说能给多少，不敷之数，如何着落，就不必再提，也不会有人追问。
这个含混了事的惯例，内务府自然知道。谁知从二月底到三月，各省解往京中的银子纷纷到部，户部通知有六十万两银子可拨，请内务府具领时，管银库的司员在印领末尾上加了一句：“下欠八十万两。”公事送到户部，杜翰大为不悦，受了这份印领就等于承认户部还欠内务府八十万两银子，这不是儿戏的事。好在户部侍郎兼弘德殿行走，教满洲话的桂清，新补了内务府大臣，杜翰就托他把这件案子，从内务府里面爆出来。
于是桂清上了一个奏折，归咎于司员在办理咨户部的文稿时，未经堂官商定，擅自加入‘欠拨银两’字样，‘意存蒙混’，请予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