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如果在案件中发现了问题却没有纠正，那是我的失职，而纠正它是我的职责。”李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因为在“刘氏叔侄案”平反过程中的坚持，他被媒体称为“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被律师们称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李国强是检察局驻拘留所的检察官，负责拘留所里的法律监督和保障嫌疑人在拘留所里的权利。干警向他反应，有个嫌疑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让他帮忙去“稳定情绪”。
即将退休的老实谨慎的老检察官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了拘留所里那个出了名桀骜不驯的嫌疑人，他就是我。
谈话半个小时里，我坚持说自己被冤枉，给李国强看我胳膊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讲了我被刑讯被错判的经过，讲着讲着悲从中来。李国强让我写个申诉材料，因为“申诉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李国强说，在最开始，这属于正常的工作状态，“不存在什么相信和不相信，同情和不同情。”这样的举动仍令我感动。
李国强说，刘大军在拘留所里待了几个月，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看守鞠躬，不报自己的编号1969，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拘留所纪律）。别人为他开脱：“身体未恢复，记不起了”，他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犯罪！”
李国强根据多年检察官的经验和智慧，凭直觉就觉得有些问题。亲叔侄俩，还加上儿子三人，他们怎么可能去实施这样一起强制猥亵妇女案呢？
这个案子不但于情理不通，而且证据等于零。在事后的采访中，有关破案人员也承认，他们既没有从受害人张某身体上找到嫌疑人的痕迹，也没有从案发地点上找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证据为零。
唯一找到的痕迹是，受害者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遗留物，经DNA鉴定，是男性的。可惜，这份DNA却与他们抓到的三个嫌疑人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原该仔细考虑一下这案件的蹊跷之处了。但是，一心要把这案件办成铁案的执法人员，为了增加案子含铁量，他们找来了一位重要的人物，帮助他们将这件冤案铁板上钉丁。
执法人员采取的方法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刑讯逼供。
决定刘大军、刘永亮叔侄三人命运的重要人物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在预审阶段，他起着一锤定音的巨大的作用。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怀着一腔誓将三个无辜公民污蔑成强制猥亵妇女案犯的豪情，接手了这个案子。
物证，没有；人证，没有，有利于三个嫌疑人的证据（那个陌生男子的DNA）有，但是却视而不见。嫌疑人的口供，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管，那都是浮云。
包裨一门心思，先认定三个嫌疑人有罪，然后再像打游戏攻克难关，像狗啃骨头一样，一点一点将子虚乌有的案子办成铁案。
面对没有物证的局面，面对嫌疑人的口供自相矛盾的现状，面对案件出现了有利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包裨的思维不会朝着替嫌疑人洗冤的方向发展，他只会把他们当成办成铁案的一种阻碍。
为了扫清这些阻碍，包裨还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他把嫌疑人支离破碎的口供，不利的抛掉，有利的留用，经过剪接，经过乾坤大挪移，串联起来，固定起来。
接着，又到案发地点查看。又是访问气象局，又是访问专家。最后他以为，这个地方光线暗淡，嫌疑人在厂房作案，路人很难发现。
这样，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包裨就根据嫌疑人刑讯逼供和诱供挤出来的口供，再加上他的福尔摩斯的推理，就这样把一件子虚乌有的案子，办成了铁案。
他说：要把每一个细节，就是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细节固定下来。在这个描述里面，如果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行为，他描述的都是一致的共同的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天哪，人命关天的案子，他当成了电影创作！
这都是二审后，高院一审判决真正罪犯时才昭然若揭的！
在拘留所检察科，如果你不想干，这里无疑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如果你想干，工作繁重却又很难出成绩。
一起来询问我的年轻检察官梅寒开玩笑说，每次院里评奖，老李的科里都只有工会发的牙膏、肥皂、毛巾。副检察长魏民（就是我为小舒护士妈妈翻案时见过的科长）说，最开始把老李调到那个科里，正是因为他踏实，坐得住。
第一次，李国强按照正常程序把我的申诉材料寄往了市高院，却始终没有回音。
对于刘氏叔侄案的平反，李国强得到了来自区里副检察长魏民的支持。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国强通过正规渠道给市里面邮寄了五六封公函，都是石沉大海；我自己邮寄的申诉更是被视若垃圾。他后来才知道，这么多月，那些申诉材料，市里面根本就没有登记。
身在“组织”，就要遵守“组织”的规矩这样的信念，退休了的李国强至今坚信。不过，当一封封公函石沉大海，李国强却惟一一次打破了自己恪守多年的“组织程序”。
这一次，他没有再写那些公函上的“官话”，而是以个人名义给东海市高检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还有两月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前我想说个事，就是刘大军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
后来记者采访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说，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在地里种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地流出了眼泪。
我今年快60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被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地痛苦。
刘大军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说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中哀伤不已，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对他刺痛很深，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在退休之前能够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二审程序，那么退休以后想起他我会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因为他首先是个公民。”
通过检察系统的路径未能达到的目标，最终经过律师和记者的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