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
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１０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３６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２３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１１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５月８日在麴町区警署的２３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５月１４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由王恒岳控制的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政府的处境真是焦头烂额，巴黎和会无力应付。
日本对山东问题毫无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学潮遍及全国，加上南北问题，南方的北伐已经开始。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虽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联成一气，外而拉拢直系甚至南方。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当时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困难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
段祺瑞愤怒地指责钱内阁无能，应付学潮太过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他的指责开始了安福国会的倒阁运动。
９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成立了学联，不久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学联，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会。
全国的工商界人士则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还成立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
北京学生们则组织若干演讲队，以宣传讲演进行反日救国运动。
学潮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
他发动潜力，压迫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态度缓和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而代之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
段党本拟改组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为京师卫戍总督署，扩大其职权范围，节制北京军警，施行长期戒严，但因外交团方面颇不谓然而作罢。
而在这个时候，王恒岳也在南方再度出手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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