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见面之后，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进医院，把溥仪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
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
溥仪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两位“太后”似乎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溥仪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溥仪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外国公使在“关心”溥仪，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溥仪日本人的“热心”，溥仪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连厨役买菜也得托大兵们代劳。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有限几个人，即溥仪的陈、朱师傅和内大臣出进，外国人是根本不许进来的。
这一下子，溥仪又慌了。
“国民革命军还能不怕洋人？”这个疑问横在溥仪心里，成了一个大疙瘩。溥仪身边的人也有这样担心的，也有不相信的。
后来不相信的占了多数，他们都说从民国以来还没有不看洋人脸色的当局，
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离溥仪最近而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不但秀才应付不了，连“皇上”恐怕也不行。溥仪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
溥仪对郑孝胥和日本兵营，简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出现了。
罗振玉是头一天就为了溥仪而去天津的。
据他说，他在竹木大佐的帮助下，坐上京津国际列车到了天津，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
次日找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请他们出面保护溥仪。
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联系，竹本大佐叫他告诉溥仪，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发现国民革命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立即回营报告，日兵营会采取“断然措施”。
听了他的报告，又从陈宝琛那里知道了日本兵营曾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溥仪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
自然，罗振玉在溥仪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并行的地位，而“王爷”就挤得更远了。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抛开。
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溥仪父亲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
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
他们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另一方仍以载沣为首。
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皇上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溥仪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溥仪忍受着，等待着。
国民革命军取消了溥仪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溥仪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争论的结果也造成了载沣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可是无论他们如何争论，这一切都已经掌握在了王恒岳的手里。
在王恒岳看来，溥仪不过是自己手里的一颗可以利用的棋子，他并不想溥仪留在北京，离开北京的溥仪对自己更加有用一些。
现在，他等待的无非就是这些人自己跳出来而已！(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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