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商办衙门对洋务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冒然关闭，则会给国家经济带重大打击。
而且，练兵一事，是他给载洸授旨的，而慈禧那边也默许了。眼下，载洸训练的新军已初成规模，说要裁军，谈何容易。
即便光绪自己此刻有意收回载洸的兵权，可这事又不是光绪所能决定的，关键还得看清朝真正的当家人慈禧的意思。
而此刻，光绪膝下的这些臣子，显然是有点用力过猛了。
光绪若是顺着下面那些臣子的意见行事，载洸为了能继续自己的理想跟事业，只会转头向慈禧求助。
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地将载洸推向慈禧的阵营，给光绪又树立了一个劲敌。
光绪此刻倒是希望，在这种君臣焦灼的时刻，能有人站出来打破这种局面，即便是有人能出来说几句中立的话，自己也好就坡下驴。
可是如礼亲王世铎、兵部尚书孙毓文等见风使舵的人物，见到此刻群臣抨击载洸的势头正盛，自然不会傻傻地出来挡这一箭，干脆在一旁默不作声。
而原本最有可能为载洸说话的醇亲王奕譞，此刻也告病在家休养；商官之类的，至始至终都受到科举入仕官员的排挤，上不得朝堂，始终是不入流的次官。
而底下的臣子，慷慨激昂地列举了载洸一系列罪状之后，就眼巴巴地等着光绪帝能对载洸下旨严办，以示惩戒了。
此刻的光绪当然不能傻乎乎地照着他们说的做，但这时候出来保载洸，矛盾立现，如果载洸是他们口中的“奸臣”，自己不就成了“昏君”了吗？
反过来，如果去驳斥清流党的言论的话，又容易失去清流党的拥戴，那可是光绪唯一的政｜治筹码了。
光绪显然不太擅长应对这种局面，这种亦正亦邪、可是可非的事情，着实令他伤脑筋。
皇帝虽说是至高无上，可往往受到的牵绊和桎梏也是最大的，既不能不说，也不能随便说。
这种时候，沉默并不在他的权力范畴内。
底下那些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人可以沉默，但作为皇帝，他不行。
总让下面的人吵吵嚷嚷也不是个办法，这时候，光绪只能向翁同龢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作为与光绪朝夕相伴的老师，翁同龢自然是看出来了光绪此刻的难言之隐，于是从御赐的座位上站起来说：
“回禀皇上，臣民已对洋务与新军一事颇为不满，按理，皇上应当上应天意，下顺民愿。
可商办衙门自创办多年以来，业务早已根深蒂固，非一日可拔除；至于新军一事，虽说是多次一举，但毕竟是斥巨资所创；若是一战未打，便让将士们都解甲归田，恐招来非议。
而眼下，最重要的事，还是安抚流民，派人到灾区赈灾。
因此，老臣以为，赈灾一事，可交由贝勒爷全权督办。商办衙门盈利颇丰，只要贝勒有心为之，短时间内必可筹集到赈灾所需银两。
另外，操练新军一事，必须马上停止，让所部就地军垦屯田，自力更生，节省军费，以应对国库空虚、灾情紧急之困境，解朝廷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