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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零年之后的两三年，是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很多，有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的。
随着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重庆国民党当局继续发动进攻，相继于一九三九年二月攻占了海南岛；于三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五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九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
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但日军的目的并未全部达成，国民党军队在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中，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
同时，卫立煌指挥的第三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零年三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而国际局势在急剧的变化，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但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英两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一九三九年七月，美国宣布废除一九一一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十一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使日军看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强大，以及短期解决中国问题的困难。再加上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开始将重心放到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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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华北，有“中国通”之称的多田骏意识到，对付活跃在华北地区的GCD部队，“制”比“战”更重要。
“华北方面军人员二十四万余名，马匹五万余头，重炮七百多门，汽车八千多辆。虽然是帝国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但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平均每三平方公里才两个人。以现今最活跃的中共军队为例，皇军如不主动讨伐、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ZG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刚参加完华北派遣军军事会议的河野浩二正在向心腹隆平大满介绍着会议的内容。
隆平大满猜测着说道：“大本营开始注意华北治安问题了？如果是这样，那倒是个好事情。”
河野浩二轻轻摇了摇头，说道：“南方战事虽告一段落，但很多的将领纷纷上书总参谋部，认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二百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要求大举增兵一逞。”
“这与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不符，难道这就是迟迟不能增兵华北的主要原因？而机动兵力不足，又制约了华北讨伐作战的规模和次数。”隆平大满有些失望地说道。
河野浩二苦笑了一下，缓缓说道：“现在华北派遣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地域宽而兵员少的矛盾，南北争夺兵力的矛盾，政治、军事手段孰轻孰重的问题。寺内寿一大将的撤换，是由于过低的估计了支那民族顽强的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恶果。而杉山元阁下的卸任，则是因为操之过急的轻率行事而栽了跟斗。”(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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