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东京后事续。
立张邦昌为帝，而从根本上讲，金人根本是找背锅侠，无意考虑走后的通盘局面。张邦昌实际上是个触霉头的倒霉蛋，他是进士出身，作过知州，宣和年间得为中书侍郎，钦宗皇帝继位，拜其为少宰。金人来犯，张邦昌与康王赵构一同为质前往金营求和。金人走前，要宋朝大臣自己商议“新君”人选，（这个就是玩弄宋人呐。没办法，谁让你不争气。）尚书员外郎宋齐愈从金营返回，大臣们问何人可选，无人出头，宋齐愈就在手中写上“张邦昌”三字，混乱之中，大臣们“遂定议”。于是残破的东京城又迎来了一位新大楚皇帝。
《大金国志》曰：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张邦昌奉使还阙，至城外，军前留之。及是，金帅告报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台检准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门。如期而集者凡数千人，士庶往观又数万人。范琼、汪长源等领兵分列左右，自州桥及门下，森布如织。申刻，邦昌入门，金将送者及门而返。邦昌之入也，径诣尚书省。百官敦请即皇帝位，犹豫未断，缘军前先有指挥故。邦昌与百官相见，恸哭尽哀。
平胸而论，当时东京的宰执，如果按亡国的责任，耿南仲排挤李纲出攻太原至不得返、引出郭京出守东京至大崩盘，妥妥的排第一；李邦彦只知谄媚陷忠、恬不知耻可排第二；白时中当国久矣也祸国久矣可排第三；张邦昌顶多排第四；唐恪一味求和，从帝巡城，为都人遮击，也可一争名次，当然最后饮药殉国多少挽回些声望。到现在亡国奸臣似乎全成了张邦昌的锅了，或者李邦彦顶个浪子之称与六贼有关还有人知道，其它人湮没历史矣。
当然从民间意识讲，张邦昌篡夺大宋江山，认贼作父，所以罪该万死。在《岳传》中，张邦昌图谋害死赵九、出卖主君，后来被金兀术当猪羊给宰了。
说句笑话，犹太人教育儿子，作人要有信义与智慧，信义就是哪怕倾家荡产做出的承诺也要兑现，智慧就是绝不做出那种承诺。以张邦昌当时的处境，已经不管怎么做也难挽颓势了。人生的智慧，不是在两难之地怎么选，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两难之地。一首凉凉献给张皇帝。
关于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张姓皇帝，你看中华大姓“张王李赵满地刘”，别家都皇帝迭出，就算王姓也有新朝王莽、前蜀王建等。。。张姓只混个僭帝。（张献忠就算了，要不王小波怎么办？）据说是中华主神玉皇大帝姓张，叫张百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方得此位。这么长的苦修岁月，没有百忍还真忍不下来。（这种说法，大抵是道教的“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与民间的淫嗣巫教相互渗透的结果。当然中华民间的信仰属于广义的道教，说玉皇大帝是中华信仰的正神，没有问题。）所以耗尽了张姓的气运。
张邦昌的身后评价问题现在在网上也争论得很激烈，大抵是以前宣传太过了，说他脏心烂肺、十恶不赦过于深入人心，现在的“键史侠”兴起，稍稍发掘正史，就会发现他其实也是个可怜虫，于是风向就变了；然后又有一批道德洁癖愤愤、文宣积极分子，心急慌忙地跳出来遏制这种带路党苗头。既然两边都无法完全说服人，所以我这里就不做结论了，只是对过分的、绝对化的宣传思路鄙视一下。过犹不及，如果你硬要标榜雷锋不近人情的高尚、简朴，人家当然要拿雷锋的皮夹克、手表说事。不要怪人黑这黑那，现在的很多逆反心理，都是以前体制的简单粗暴作出来的！
张邦昌去迎赵构，东京就交到了宗泽的手里。这宗泽曾虽为赵构大元帅府的副元帅，却一直挤不进核心圈子去。引兵在外与金作战，屡败屡战，名声还是不小的。自李纲为相后，拜为开封府尹、东京留后。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赵构用李纲、宗泽、张所等，装点门面的因素居多。谁新开张不希望放些吉祥物？这宗泽倒好，甫上台就奏请高宗还京。要知道，高宗在中原乱兜圈子，摆明了就是不愿还京的。当时朝中，黄潜善、汪伯彦都是力主东南的，独李纲心存西北。所以李纲很快罢相，行在很快东南了。李纲在位的有效政绩有，把东京交给了宗泽，“为必守中原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