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很忧愁，余慧慧的事，吴莲子的事，姚俊的事，特别是郝珺琪的事，都让我忧愁。
那个暑假，我对郝珺琪的思念与日俱增。我多次有一股冲动想跑去东门看看。
“说不定郝珺琪已经回来了呢，”我总是这么想，“说不定他父亲打听到老村长的儿子没有死便带着郝珺琪回来了呢。”
这股冲动持续了很久，我甚至只身跑去车站了解华安去阳江的班车时刻表，可最后我还是退回来了。
我没有钱。我连基本的坐车的钱都没有。而如果我向父母亲要钱，他们就会拿我读书的事说我。他们已经为我读不读华安二中和我商量过n次了，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他们坚持要我读华安二中，而我坚持去读铁路中学——我能考上的中学。
我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暑假，哪怕就是接下来的寒假也可以。可是，在一次和母亲的聊天中，我了解到，父亲在我读蒋村中学的时间里曾先后两次去东门，父亲了解到的情况是：郝珺琪父女还是没有回来，朱伯伯他们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郝有德去了哪里。
我的心不断地往下沉。对于父亲何以频繁去东门压根儿不曾想过。
我便常常坐在小房间的角落里，在傍晚初黑的时刻，拿着箫一遍又一遍地吹奏邓丽君演唱的《红藕香残玉簟秋》。
当时我对词的意境虽不甚了了，可是，总觉得那个调，那个味，恰能表述我此时此刻的感情。不仅是凄清的感觉吧。而箫的低沉又进一步渲染这种氛围。故此，我把自己感染的眼泪直流。
那真是一个消极而又积极的年代。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对我来说，这愁滋味远比一般的年轻人感知的多啊。
可是，骨子里的我却是积极的。
在那个暑假里，我很有计划地生活学习。对音乐的爱好依旧。我去报亭买了好几本音乐小杂志，对合自己胃口的流行音乐或民族歌曲边打拍子边食谱，唱的有滋有味。可毋庸讳言，我喜欢的歌曲都是悲伤的，或者是极为抒情的。收音机里，江西一台的每周一歌是我必听的节目，往往一周下来，我会唱的新歌便多了一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暑假我爱上了看文学书籍。不，不再是武打小说。武打小说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兴趣，我看的是所谓的“纯文学”书籍。
我最先接触的是巴金的《中短篇小说集》，《春天里的秋天》极大的震撼了我。我没有想到一篇短短的小说会有这么大的艺术力量。
由于它，我多次去新华书店购买巴金的书。我把巴金的书几乎都看遍了。辐射出去，我涉猎了沈从文、周作人、鲁迅、茅盾等许多当代文豪的一些书籍，而等我对古典文学感兴趣，试着阅读《红楼梦》的时候，高中生活便开始了。
那个时候，父母亲已经屈服于我的坚持，答应我去铁路中学读书了。
铁路中学是一所子弟学校，是一所集初高中一起的完中。从录取分数线那么低也能猜得到，铁路中学是华安市所有高中学校里师资力量最差管理最不到位的学校。
铁路中学在市郊区，离铁路非常近，或许是这个原因才取名铁路中学吧。
正因为它在郊区，铁路中学的面积才得以那么大。而在市区，没有一所学校的面积的大过铁路中学的面积。我不知道学校占地到底有多少亩，反正我看见学校前那么大的操场，操场那么绿油油的，我就喜欢上了它。
铁路中学有三道门，一道门通向街道，一道门通向操场，一道门通向学校后的铁路。
学校后面是则一片菜地。菜地后面是一条小溪，小溪过去就是铁路。火车隆隆通过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的耳膜都要震破了。
学校离铁路真的太近了。
给我们报名的是一个非常瘦弱的老师，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眼窝深陷下去，像极了抗日篇中出卖同胞的汉奸。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叫朱竹武。
“你要不要住校？”朱竹武问道。
“住。”我说。
“不，不，老师，我儿子不住校。”母亲说。
“那到底是住还是不住？”班主任的声音有点大。
“住！”我咬着牙说。
“那就把住宿费交了。”
母亲看着我。或许是她看出了我的坚决，她才没有再坚持。
其实在家里我已经把住校的东西准备好了。我把新近买的三本《红楼梦》带到了学校。当时我看《红楼梦》也只是似懂非懂，可能只是书中的贾宝玉和我一样手触了的缘故吧，我才决定要把它看完。说来也奇怪，那段时间，每个中午我都会做和《红楼梦》有关的梦。我天真的以为是书本的魅力太大，后来学了心理学我才明白，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现象——近因效应。
报名的当天我就在学校住下来了。那是一间住了八个人的小寝室。我住在寝室里面靠窗的位置，上铺。坐在上铺上我可以看见寝室后面的菜地的菜长得非常旺盛。铁路上，一辆火车正在通过。
就在这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从寝室外忽然闯进来一伙人。是一色的长头发的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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