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什么我处的世界竟会这么大,大到广阔无垠,大到无边无际,任我刻意去寻找都找不到我要找的人呢?
待我工作稳定之后,我便到处打听来自郑启航的消息。虽说并没有做到逢人就问的地步,大凡一有机会或一有可能我都会打探。
比如和某个单位的领导或职员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总会在某个切合的机会询问对方,“您认识一个叫郑启航的人吗?”
或者,“您单位有没有一个叫郑启航的?”
又比如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聊上了,很自然的把话题把这方面转,“您在哪个单位上班?”
“在供销社。”
“哦,那您认不认识一个叫郑启航的?”
“是你什么人?”
“不是什么人?只是问问。”
“郑启航我不认识,不过我认识一个叫吴启航的。”
“您确定叫吴启航吗?”
“确定啊,我熟悉的很,不到五十岁,头发全白了。”
齐正哲没有忘记他的承诺,他总是挤时间陪我一起去打探。
可是,失望,失望,还是失望。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工商部门,甚或一些小卖场,都不曾有一个名叫郑启航的人。
啊,啊,我没有搞错。哥你不要以为我搞错了。我知道哥在华安。哥在华安,我在阳江又怎能找到? 可是我不怕哥笑话,我宿命地认为哥就在阳江。哥会像我一样来阳江。
如果我们彼此牵念,如果我们时隔十三年都还彼此牵念,我们就都会来阳江。
不管哥跟我一样读小中专还是上大学,毕业之后都会选择来阳江。这一点,我总是宿命地认为。而且,坚定地认为,笃信如此。
我常常想,如果哥在华安,如果我只能在华安和哥不期而遇,那么我的等待,多年的等待就只能是徒劳。我和哥之间依然有一条鸿沟无法跨越——他依然是城里人,而我是一个乡下妹子,虽然我工作在小县城。
不过,有一条探寻之路我没有走——我没有去找朱金山。我早就想过,哥如果去过东门,他如果见到东门淹没在茫茫一片的水域中,他一定会找到朱金山,他会随时和朱金山联系。
倘若真是这样,只要我找到朱金山,就有了哥的消息。可我不能去找朱金山。冥冥之中我觉得这是父亲所不希望的。“你——其实——不……”,父亲未竟的话语是不是说,你其实不会去阳江,言下之意,你其实不会去东门。
他连我在阳江县工作都有顾虑,又怎么可能允许我去东门呢?我因为我的决定让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怎么还忍心违背他的意愿?
我一厢情愿的认定:父亲还有这层顾虑,即便他死了,老村长知道他葬在齐家屯也还不会放过他,那样会搅得他在另一个世界都不得安宁。一字不识的人是更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的。
父亲或许还有另一层顾虑。老村长会对我——他唯一的孩子——进行报复。这样的可能性是有的。十几年来,老村长一家人都在寻找害死他儿子的仇人,不想儿子的仇人已经死去,他们难免会把这份仇恨转移到仇人的子女身上。
若是考虑这个因素,我又怎能去东门?怎能去找朱金山?
齐正哲也支持我的做法。
“说不定郑启航也没能找到朱金山。一个村子都淹没了,村子里的人分散到各地,谁知道朱金山一家到了哪里呢?”齐正哲这么安慰我。
可是我多么希望去一趟东门啊。那儿才真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儿有我最浪漫的童年,那儿有我最幸福的时光,那儿有我成长的痕迹,那儿有我最最思念的人。
可你却不能去!
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当然,基于前面的情愫,我宁愿希望在阳江与哥不期而遇,或许,那更能证明什么叫情缘。哪怕海角天涯,哪怕时隔千年,像一首歌所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若是千年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
一次又一次失望,可我并没有绝望。
我有很多安慰自己的理由。我最充足的理由依赖于时间的推算。
我最坏的打算是哥读大学,而且是读四年的二本或一本类的大学。那么,哥分配来阳江工作的那年应该恰好是我“两年之约”最后的期限。
哥离开东门那年十三岁,读四年级,四年大学下来便是二十五岁。
若是这样,我又急什么急呢?总不至于哥在某个大学读书,我还能在阳江县找到他。
设若哥读的是三年的专科,那么,要想找到哥,也得在一年之后。
你看,我能对时间做这样的推算,我又怎会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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