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价值（节选）
殷海光
三
我们在上面已经将经验论者对于传统所持的态度大致谈到。我们在以下要根据这个态度来衡断中国传统。
在作这个衡断之前，有一个特定的前提必需解决。中国数十年于兹所亟待趋向的道路是什么？照我们看，是而且只是科学与民主。有而且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不是一切人赞同的。那些不赞同的理由能否成立，我们不能在此讨论。我们在此必须肯定这个前提：拿它作为衡断中国传统的特定尺度。至于我们肯定这个前提的理由，作者另写有《论科学与民主》一篇文章，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一般所谓“中国传统”，是很难下定义的东西。而我们在此所谓的中国传统，意指自“罢黜百家”以后受政治势力支持的那一套伦教、想头、积习、章程、建构以及生活方式。这样的传统，在中国自汉代以来所取得的地位，颇似基督教自君士担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reat）以后在西方国家的地位：它有点国教的意味。中国这个传统，它的“本身”好不好，是非常难说的。这是本质论的（essentialstic）问题。这样的问题，照科学的哲学看来，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没有意义的问题，是无从着手解决的。从实证的观点来批评中国传统，倒是较易把握。从实证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相当的作用。可是，正因如此，也就伏下一个祸根：它阻抑了中国社会进步；使中国社会对于外来新的刺激几乎失去适当的反应能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的时期，这一传统尚可免强维持一个表面稳定的局面。等到鸦片战争以后，新兴的西方文明，挟其“船坚炮利”，冲破了这个并无真实守卫力量的“闭关”；于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手忙脚乱，对于这一外来新的刺激一直穷于应付：有的主张维新，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本位文化”，而新传统主义者则主张“精神复古”、“器用维新”——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修订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激相荡。因而，中国社会迄未能恢复它的稳定……
依社会史的实例观察，“维持稳定”与“保持进步”二者是不易得兼的。英国自一二一五年来之社会政治的发展，确乎做到二者得兼。可是，这样典型的实例，世界并不甚多。中国传统在“维持稳定”方面固然做到某种地步，但是在“保持进步”方面却太不能令人满意。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欧近三四百年来的成就，则远驾乎中国数千年的成就之上，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中国这种偏于求稳定而不求进步的传统，是经不起百余年来的种种事实考验的：这一传统，一碰到强于它的外力之冲击，便破绽百出，甚至中国人的基本生存都发生问题。这是事实中的一个紧急的事态。我们碰到事实问题，只有从事实设法去解决。至于西方式的“进步”究竟是否“好”，这是一个玄学问题。玄学问题，只有越谈离题越远！
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求解决百余年来的大问题以求生存并发展下去，平平坦坦实实在在的道路，有而且只有学习科学并且实现民主。然而，不幸之至，支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这个传统，竟是与科学和民主这样不接近。民主之不存于中国，这且不谈。至少自明朝利玛窦以来，科学已被带到中国。康熙年间，有少数人习天算之学。然而，都是昙花一现。清末迄今，中国人肄习科学，固然有若干进步，可是这些进步主要在应用科学方面。在养成科学的思想方式来思想的习惯方面，严格地说，一般人尚未开始。我们知道，应用科学乃纯粹科学的产品。纯粹科学又是科学的思想方式之产品。如果一般人未习于科学的思想方式来思想，科学如何能在中国生根？但是，说来令人难过，中国传统却与科学的思想方式大不相容。古代“圣人”之鄙弃“机变之巧”且不具论，就是到了晚清还是这套老调调儿得势。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头脑清楚的人士多主张“肄习西洋科学”。守旧派则群起反对。例如，当时的“理学名臣”大学士倭仁就大发高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又说：“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这种妙论，当时一般守旧的士大夫目为“正论”，相率附和。在这种气氛笼罩之下，当时比较懂事的人物如奕、李鸿章、郭嵩焘之流，弄得一筹莫展。然而，这种“国史精神”，近来在一种实际政治需要之下，似有死灰复燃之势。可惜当时的倭仁之流，不通洋文，不知道“历史精神文化”、“精神现象学”、“黑格尔”、“斐希特”这些名词。假令倭仁生当今之世，他一定也会拿这些西洋油漆来装演其“理学”的。
四
也许有人不以上说为然。他们说，你认为中国固有的传统与科学及民主格格不入，因此阻碍科学与民主之吸收。其实，中国的固有传统“精深博大，无所不包”。中国早已有了科学；“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很有地位，所以，也不能说中国无民主。
这类说法，是近来常易听到的说法。这类说法对不对呢？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明一点：不要把爱国与讲知识混为一谈。如果把爱国与讲知识混为一谈，那么这类问题根本无从进行讨论。爱国之事是特殊群体之特有情感。讲知识则须是普遍有效的事。知识是超国界的。爱国是传习、征服、秩序、文化类型、生活方式、语言风俗以及利害的依存等等因素交织而成的情感。在世界的现状之下，这种情感，如果用在团结求存与追求幸福的方向，确系必要的。不过，无论怎样，爱国是一回事，讲求知识是另一回事。如果把讲求知识当作爱国的手段，那么，在逻辑上，与把讲遗传学当作证明“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可以遗传”之手段何异？诚然，知识可以当作手段，但“讲求”知识则绝不可当作手段。如果把知识之“讲求”当作政治、道德、宗教、国邦、民族、阶层、种族等等的手段，那么知识一定不免于受这些因素之歪曲。知识一受这些因素之歪曲，便失去客观效准。所谓“国家哲学”、“民族哲学”、“大众哲学”、“阶级经济学”、“种族优越论”……都是这一路的货色。这一路的东西，你尽可关起门来讲，人家却在旁边冷笑。你讲得最成功，充其量不过引起徒众发狂，掀动世界大战。不然就是对内虐待。吾人须知，把讲求知识**国手段，就成为泛爱国主义（Panpatrioti**）。泛爱国主义，与泛政治主义、泛逻辑主义、泛道德主义，系一丘之貉。有玄学的“体系癖”者似乎特别喜欢这个“泛”字。殊不知这一“泛”，就天下大“滥”。爱国就爱国好了，爱国的方法甚多，何必一定要拿讲知识作手段？只有大家把这一点分明了，我们在以下的讨论才能顺利进行。
那些认为中国早已有科学的人来举论据，是说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医药；《墨经》里也有几何学中的圆论及物理学中的光学。这类实例，无论再加上多少，只能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不能证明“中国早已有科学”。何以呢？科学前期的发明（prescientifc inventions）与科学的理论，根本是两回事，至少有很大程度之差。科学前期的发明，诚然是才智的结晶，甚至也许暗合科学原理；但是，才智只是科学之必要条件，才智不就是科学；复次，暗合科学原理是碰巧碰上的，并非有意地运用科学原理。“碰巧暗合”与“有意运用”，二者之间是有着很大的程度差别的。中国从前的发明因为是与科学原理碰巧暗合，所以发明者没有明白察觉其发明背后所引用的普遍定律，更谈不到把他们所引用的东西加以推广。没有这两层，便未进入科学阶段。未进入科学阶段的发明，只是才智之灵光一现。即令是这种灵光一现之才智，也不曾在中国整个知识发展历程中生根，所以也常一现即灭。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固有若干偶现的发明，但未形成像西方那样有意组成系统并且大规模推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于是，中国也就不曾有过科学。《墨经》中的“圆中一同长也”，不能算是欧基理德几何学中的圆论，“临鉴影倒”，并非光学。这些东西只能算是直观的产品。直观的产品，至多只是科学的原料。科学原料距离科学的成品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科学知识的成品，大多是有组织的、精确的。有人把“易经”与西方的“波动力学”相提并论。这真是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在附会者也许产生一种与民族国邦相连的富有壮大之感；然而，对于稍有分辨能力的人而言，这种办法所得结果，适与彼等之愿望相反。
至于把“民本”看作“民主”，更是“望字生义”之谈。“民本”不仅不是“民主”，而且刚好是民主的反面。澳大利亚的羊群是牧人的“羊本”。蒙古马是蒙古人“马本”。史达林的奴工是其奴隶经济的本钱，所以是“奴本”。从前四川军阀把军队看作占山为王的本钱，所以四川兵是“兵本”。在现代极权统治之下，没有一个人不被当作是人力资本，所以也是“民本”。
也许有人说，君说不然，“古者圣王爱民”，“乌可以视为不仁哉？”作者的答复是：愧不敢当。澳洲牧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羊群喂得肥壮。……这路道学家的这种思想，在基本上不是民主思想，充其量是仁慈的专制（benevolent despoti**）思想。仁慈的专制，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就是柏拉图式的“哲人政治”之一路货。然而，柏拉图式的“哲人政治”，正如波柏教授（Prof.K.Popper）所指出者，乃现代极权统治之源流。所以“民本”思想，以“仁政”开始，一与现代技术结合，绕一弯子，就归结于极权统治。你想：从前做个芝麻大点县官，就叫做“父母官”。这种“民本”思想，如藉现代统治技术来发挥，每个人都变成他胯下的子子孙孙，那还有谁还能过点人的日子？
五
基于以上的陈示，可知中国固有的传统，无论在别方面怎样，至少是与科学及民主距离甚远的，而可巧中国之需要科学与民主又是如此之紧迫。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将中国传统加以破坏呢？否！从我们在前面所陈示的种种，一点也得不到这个结论。至少从实践方面着想，作者不能同意这种办法。一件破衲头固不足以御寒，但你骤然把它扯下，足以使人患肺炎的。作者所不能苟同的，是卫道者流对于“传统历史文化”所持的“戒严”态度。对于“传统历史文化”持戒严态度者究竟依据何种“形上学的理由”，或者这类理由能否成立，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我们现在所要指出的，是这种卫道者的戒严态度，在实际上，不仅一丝一毫不足以卫道，反足以一方面使残民者得有资据，另一方面又促成洪水泛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与家庭变故之千万事例，以及政治现实之痛苦，是足够证明这一点的。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