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城(1 / 1)

→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是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时还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在滔滔长江水上方的巫峡高坡牧马,别具境界。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长江三峡最后一峡——西陵峡,以滩多水急、航行惊险而闻名。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有这么一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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