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池庙(1 / 2)

→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画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画,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柳州是他生命的终点站。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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