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你说重了。如果大学者、大科学家也变得像影视、体育明星那样广受媒体关注，世界就犯病了。请记住，受媒体关注是一种牺牲。只有章子怡、刘翔他们的牺牲，才有大学者、大科学家们的安静。
问：
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卖炒粉，我们北大的一个毕业生在卖肉，这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他们不仅自己丢脸，还为学校丢脸。我并不这么看，但细细一想心里又不是滋味，很想听听秋雨老师的意见。
答：
在教育大普及的时代，拿一张大学文凭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气在毕业之后返回社会底层取得一番尘世历练，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学历”。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辈子卖食品，也能创建一种高品质的经营模式。当代中国人的最大隐忧，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最大拒绝，不都是食品么？自以为聪明的毕业生不敢面对“国之难题”，只会拼凑那些谁也不会去读的论文，那才丢人呢！
问：
社会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为评奖而忙碌。他们把自己行业内的一个个奖项当做足球比赛的球门，整年都奔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那些“守门员”和“裁判员”很可能是一个贪污受贿、昏庸腐朽的群体。国际间的评奖，也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我们这些人毕业后也会无奈地进入一次次评奖赛事，怎么办？
答：
世上一切处于上升势头的行业都不热衷于评奖。评奖最起劲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们今后频频得奖了，那就要考虑赶快改行。
问：
我们这里有很多教授喜欢把“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使国外来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师怎么看中国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
中国文化历来重“名”，所谓“名正言顺”。但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名片，本是交际活动中的一个小物件，却越来越成为“名号紧缩本”，展示着人们的不自信。我见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后面这个括号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国家一级演员”，我一直弄不明白“国家”两个字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指自己属于官方，拒绝文艺体制改革，还是指自己经过“国家级”评选？但我到处打听，“国家”并没有设立过这样一个统一的评选机构。更奇怪的是，有“一级”必有“二级”，但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从未见到过一张名片上印着“国家二级演员”？在北京还见到过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艺界协会主席”，这倒比较轻松，因为是“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审定他。
在这件事上我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得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
秋雨老师，您已经宣告，我们这门课程主要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原创期和精彩勃发期，也就是从春秋战国到唐宋。这么一来，元、明、清可能比较简略，近代、现代更会较少关注了。但是在我国各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分量都大大超重。这很奇怪，追索原因，可能与前几十年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这门课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术性难度有关。我想提一个现代文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韩寒、陈丹青在电视上说，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学大师，却被时代过誉了，结果遭到网民的暴怒型攻击。对此您怎么看？
答：
《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一直都太夸张，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应该大大缩减，更应该容忍后人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这些年来我每次去纽约演讲，高龄的夏志清教授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后来我们两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老舍的小说。我说，我不喜欢由他老人家起头向华文世界推荐的钱钟书的小说，机智过露；我也不喜欢他起头推荐的张爱玲小说中那种太故意的慵滞和琐碎。说完我们都举起酒杯，高声大笑。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被教科书控制一辈子而放弃自我感觉的人，更不要成为思想僵滞却动辄“暴怒”的一群。
问：
听一位年长的老师说，您在二十多年前辞职的时候，上级让您选择两个职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或上海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如果当时您接受其中任何一个任命，这么多年下来，不知会提升到什么高位了。我代表很多同学一起问您：如果让您来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面对目前的精神文化滞塞状态，将会采取哪些大思路来改变？
答：
对于当年的所谓“任职”，既然没有成为事实，就不要轻信。这些传言，只会害我。但是，如果要对当前的文化工作提出一些总体建议，我可以发表以下五点意见。
第一，这些年来中国广大民众在抗震救灾、守护生命、倾情民生、拯救环境等方面的空前实践，成果卓著，本来很可以由此重建文化在精神价值、人生信仰、生命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是非常遗憾，复古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文化伪坐标”一时高扬，使文化话语大规模地滑向保守和低俗两端。对此，很多官方传媒和**文化机构都难辞其咎，理应快速纠正。
第二，**应该像鼓励科技创新一样来鼓励文化创新，并肯定文化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精神基础。在今天国际间，我国文化的内涵创新已严重落后。需要警惕“唯老是瞻”却又严重失实的“民国学术神话”、“百年戏曲神话”的继续营造，防止以“保护遗产”之名阻碍众多民间艺术的新陈代谢、改革转型。应该引导民众对陌生的创新产生敏感，并予以保护，而不是长久沉溺于陈词滥调。
第三，大力缩减已经体制化了的排场文化，缩减对于越来越模式化、低质化、庸俗化的大型晚会的过度张扬，缩减种种官方协会对于国家文化资源的过度占有。不要再用“代表”、“委员”、“理事”、“主席”等等名号来扰乱文化等级。应该承认，古今中外真正高等级的文化创造者大多以个人探索的方式存在于官方体制之外。
第四，国家学术文化的重心，需要从“文本文化”转移到“生态文化”上来。努力削减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无聊文本”、“无效文本”研究上的庞大开支，并把其中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解救出来，参与中华文化在当代精神价值上的重建。
第五，直到今天，我国的文化毁损机制仍然远远超过文化建设机制，原因是文化建设对个人而言成本极大，而文化毁损却完全不必支付成本，又有大量公共传媒加持。因此，应该强力吁请司法部门从法律上严惩那些在文化领域屡犯诽谤罪的媒体和打手，维护中国艺术家的安全与尊严。
问：
秋雨老师，我憋了很久一直想提一个问题，不知是不是礼貌。幸亏刚刚您提到诽谤罪，为我壮了胆。谁都知道，您的全面成功和远离官场，使您成为历来遭受媒体诽谤最严重的中国学者，有一批小文人已经把诽谤您作为自己的“谋生专业”。但是，您却从来不反驳。很多崇拜您的读者以为您是“默认”，产生了误会，您好像也无所谓。后来时间一长，谣言不攻自破，但是很多人对真相已经没有兴趣，光知道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请问，您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您的意志力、忍耐力从何而来？
答：
谢谢您的这个问题。我不反驳诽谤，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时间，就像一匹远行的马没有时间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尘，这不难理解；第二个原因是为了救人，这需要用实例解释几句。
例如，全部诽谤有一个起点，说我在“**”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很大。我如果要反驳，最有效的办法是公布那个小组的真正成员名单。但是，那些成员都是各大学的退休教师，年迈体弱，早已被诽谤吓住，我一旦公布，那个小组似乎真的有了什么问题，那些无辜老人就无法安度晚年了。因此我决定对自己的生命质量做一个试验：尽管那股诽谤浪潮在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鼓荡下已在全国肆虐十几年之久，翻卷出一千多篇诋毁我的文章，我都不予理会，只是平静地用时间的力量为那个小组和那批教授一点点除罪。在漫长的十余年间，支撑我的内心语言是：“挡风遮雨护老弱，纷纷乱箭全归我。”感受着这样的英雄气概和仗义精神，我自己深深陶醉。从此，我对付其他诽谤就更有底气了。有时，我的沉默反而是为了拯救诽谤者。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冒出来的那次所谓“诈捐”的诬陷，我如果站出来说明真相，必定会卷动“起哄回浪”，严重危及一位在电视上讲历史故事讲得很好的文人，因此我便木讷得真像做错了什么一样，直到风潮过去。
由此我想送你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机会让生命高贵吗？有，就在似乎失去高贵的时候。
我可能会写一本书叫《谤修之道》，说明只有遭受最密集的诽谤才能实现最完整的修养。这也是我从人格坐标上对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解读。那本书的笔调会让那些诽谤者也读得轻松愉快，到时候我可以送你一本。哦不，今天在场的每个人我都送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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