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
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华文化的第一行程”。中华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
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这一来孔子与这三大门阀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又不争气，迷恋女乐，惰于政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
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都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当政者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应该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教之”，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的薪酬是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充耳不闻。这大体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
王安安：
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
在卫国度过了无聊的几个月，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不久的人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这里被当地人围困了很长时间，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遭遇军队，有时遭遇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
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做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
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