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
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
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
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
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只要远方有水草，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则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礼乐”仪式。
这样的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实践者、引领者和监督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社会理想的核心，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在他之后，儒家学者大多会在君子之道上下很大工夫。荀子对君子的重要性更是作过最简明的概括，他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君子者，天地之参，万物之总”。
裘小玉：
君子之道的内容很丰富，例如确定了君子的人际交往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现在仍有价值。
余秋雨：
对。但遗憾的是，当他的学说被历代朝廷推崇的时候，君子之道被淡化了。因为皇帝们很难做君子，他们更多地信赖法家，甚至暗地里信赖丛林原则。
我写过一篇专门论小人的文章，在海峡两岸都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中，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势力太大了。君子，尽管被呼吁了两千多年，却还是“稀有动物”。
丛治辰：
写小人的那篇文章我还记得，秋雨老师没有给小人作抽象定义，而只是用大量感性实例来调动读者的经验系统和判断系统。例如，文章里面讲到一个小人，为太子娶亲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实在太好了，就半路转了个身，把她献给正当政的国君。太子妃变成了太子的娘，实在叫人叹为观止。
余秋雨：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比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更深刻。很多敌对营垒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与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这种划分能够使社会历史从表层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来，增加一层人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