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从今天开始，我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大家一起讨论中国文化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司马迁。他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是他，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历史中人”。
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过去曾被集中装在檀香木的专门书柜里，既气派又堂皇。这套卷帙浩繁的史书所记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有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
有了他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个全人类唯一没有被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辩的佐证。但是，我们在一次次为这种千年辉煌而欣慰的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像被秋天的凉水激了一下，我们清醒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远处那个总策划的身影。那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他以自己破残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司马迁的《史记》写了十几年，如果再算上修改的时间，大概是二十年。他父亲是个太史令，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他二十岁就开始了考察，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就在他准备把考察的结果一一写下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场重大的人生灾祸，那就是“李陵之祸”。
这场灾祸让我们这些后人听起来十分痛心。但是，和一般模式不同的是，这场灾祸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卑鄙小人，而是另一个伟大人物，那就是汉武帝。
请注意，在历史上，伤害伟人的并不一定是小人，而很可能也是伟人。这是巨石与巨石的撞击，大潮与大浪的相遇，让我们在惊心动魄间目瞪口呆。
汉武帝无疑开辟了重要的时代，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想起他还会精神振奋。汉武帝年纪轻轻就登基了，他不能忍受前辈皇帝只能用一个个汉族女子以公主的身份与匈奴和亲的方式去换取北部边疆的和平。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很屈辱，这样的和平很脆弱。他想用武力来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另外的力量。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打仗，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汉武帝实在是做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人类的一切大文明，都会遇到野蛮力量的围攻。最终胜利的，大多是野蛮。因此，真正的大文明必须选择最有效的防范措施。中华文明当时遇到的最大野蛮力量，就是匈奴。对匈奴，秦始皇的对付办法是长城，汉武帝的对付办法是战争。否则，匈奴一旦入主中原，很可能是中华文明的消解。后来匈奴的主体终于被驱赶到西方去了，到了西方，他们又与当地的野蛮力量汇合，把一度与中华帝国并驾齐驱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了。罗马文明，连带着希腊文明，就此中断，欧洲陷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两相比较，汉武帝功不可没。
汉武帝的时代是个英雄的时代。开疆拓土，平定边境，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砺俱现。英雄时代的逻辑与平常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司马迁的悲剧也就是英雄时代的悲剧。
对于司马迁悲剧的具体情节，大家应该知道，我在《历史的母本》中也作过系统论述，今天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说一说我对司马迁的总体评价——正是这个在油灯下天天埋首的“刑余之人”，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王安安：
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余秋雨：
我很喜欢这种说法。不是“宗教的历史”，而是“历史的宗教”。历史被拟人化，变成了一个生命，似乎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这个历史，就具有“亚宗教”的人格力量。不错，历史在中国，是一种裁判坐标，而未必是真实坐标。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支巨大的史笔。这支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也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我想对大家提一个问题。在司马迁之前，《春秋》和《尚书》都已经开辟了修史的门径，那么司马迁对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有什么特殊意义？其中有没有负面意义？
王牧笛：
我觉得司马迁的特殊地位在于他是一个史学体例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孔子赋予了历史一种功能，就是“以史言志”，比如他写《春秋》，是把自己的志向和理念融入到历史的记录当中，分辨善、恶、褒、贬，判断是非。司马迁把孔子的功能追求规整化为一种结构性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