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安史之乱发生的那一年，李白五十四岁，王维五十五岁，杜甫四十几岁，而孟浩然已经死了十多年。由于他们，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人文生态有了感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在你们的印象中，安史之乱前后，历史气氛究竟有些什么变化？
王牧笛：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历史的气魄小了，忧患多了；坦荡少了，心机多了；君子少了，小人多了。
余秋雨：
残暴和无赖一旦得势，就会使历史的品质走向低劣。我对于历史，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很重视的话题，而特别注意历史的品质。
例如对历史上的各种动荡事件，本有各自理由，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对安史之乱那么讨厌呢？因为它的品质实在太低劣了。你看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的时候，对普通老百姓非常残暴，见人就杀，见城就烧，见房子就毁，一看就知道是邪恶的一群。邪恶不仅对外，也对内。安禄山自己，才过了短短几年，就被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杀了，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了，史朝义最后自杀。在这个过程当中，史思明曾想投降唐朝，但投降之后不久又背叛了。——这些事实足可证明，这些人真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自己内部的基本伦理，都没有建立起来。整体品质低劣，比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加致命。
在邪恶的追逐下，高贵的皇室也失去了高贵。安史之乱发生不久，长安城就沦陷了，唐玄宗只能出逃。在出逃的半路上他牺牲了杨贵妃。当时唐玄宗已经年迈，已经没有恢复高贵的丝毫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作出两个决定：一方面让自己在扬州的儿子李璘守住江南；另一方面，同意西北的另一个儿子李亨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样才使唐朝得以维持，但已经没有雄健之气。
文化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气”，这与历史学家的眼光很不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气”太空泛，而对文化人来说，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气”。“气”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化气氛。
王安安：
我觉得盛唐的那种愉快气氛再也没了，甚至对中国文化史来讲，这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