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世界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中国，中国也朦朦胧胧地看到了世界。但是，历史终于走向了悲剧性的拐点——两种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而且中华文明一败再败。到这时，悠久的中华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认真地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但心态非常复杂。崩溃、沮丧、气恼、仇恨，包裹着更加变态的自大、保守、固执，使中国的集体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辉煌的回忆，也只会加深失败的体验，结果，连秦、汉、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处于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华文化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僵滞”一词来概括。一切都源于陈规，一切都不能改变，即使知道出现了大灾难也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生态，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学生。他们处于两种文化冲撞的前沿。
我曾查阅过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一些资料，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在这里说几句。
郭嵩焘一八七五年准备出使的时候，中国上层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与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连他的很多高层级朋友都认为，做外交官就是半个汉奸。比之于公元七世纪大唐长安出现过的世界多种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场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焘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倒退，因此特意写了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来介绍西方文明。没想到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翻译名词，引起了中国上层文化界一致而又强烈的反弹。那些名词，是中国原有词组里所没有的，却反映西方文明新成果，例如“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等等。郭嵩焘首先用毛笔把它们写出来，就成了对中国语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实在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愤怒。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也极为保守，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
郭嵩焘的“悖谬”，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翻译名词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刘锡鸿曾经揭发他十大罪状，其中最严重的是在国外参加一些活动时遵循了西方的一些习惯，例如对没有官位的军士表示尊重、与外国商人握手、用外国银器装着外国糖果待客，等等。中国文化，在这里成了极度敏感的警戒线，那么令人厌烦。唐代玄奘翻译佛经时发明了多少词汇？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又发明了多少用汉文写出的数学命题？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反而不可以了？这证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太弱太弱，弱得连一丁点儿自信都没有了。但是，既然有过了玄奘和徐光启，那就能反过来证明，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表现出来的不良文化生态，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本性。
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大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人格媒介。只可惜，当时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都已经腐朽，使郭嵩焘立即成为围啄的对象。郭嵩焘终于被撤职了，作为中国文化有可能与西方沟通的代表者，怆然回国。在伦敦的三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怎么也舍不得他。
郭嵩焘回来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回家。一八七九年他终于回到了故乡。让人诧异的是，连故乡也彻底排斥他。上自长沙的巡抚，下至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予理会。而且，长沙的街上竟然出现了“大字报”，上面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郭嵩焘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郁郁寡欢，很快去世了。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一句是“惟公负独醒之累”——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只有他独个儿先醒了。这种“独醒”，必然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累。
在我看来，郭嵩焘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
幸好，就在郭嵩焘去世二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一切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割断了。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太不用功，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做了唐代或宋代。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真的完了。因为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化，已在最腐朽的生态牢笼中奄奄一息。变革，乃至裂变，是中国文化要想继续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终于作出了这种选择，是它仍然蕴藏着高贵生命力的证明。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因此你们更要懂得历史大道，不要倒退到极端保守主义一边。
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文化有哪些事，值得我们记忆？
王牧笛：
就像我们这门课程开头时秋雨老师说的那样，甲骨文的破译让大家重新感知了伟大的商代，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大家重新感知了伟大的唐代，意义很大。还有西方文化，比如油画、话剧、外国音乐等的传入，也很重要。
吕帆：
废除科举，开始使用白话文。一些新式学校大量出现，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高。还有像胡适、严复这些新学者的涌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倡，这些都与北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很多留学生出去学习了新知识，回国报效。
余秋雨：
好，我们还是投个票吧。大家把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事件按其重要性写在纸上，然后统计一下，列出一个排名次序来。
（学生投票。）
王牧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