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生前没有能够见到清代戏剧创作的高峰，他跋涉在由前代高峰通向新的高峰的山坡上。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异《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
梁启超还论述了诗、散文、小说等领域的情况，不能说没有鸟瞰式的宽广见识，但也不乏不够公正持平之处。上引他对清代戏剧的看法，确实是劈头就把握住了一代峤岳，但判定出现了孔尚任、洪异的时代为“不发达”，多少显得有些武断，这与他在小说领域只承认一部《红楼梦》，而又把出现了《红楼梦》的清代文学界说成“不发达”是一样的。
以汤显祖为最高代表的明代浪漫主义戏剧创作潮流，到明末社会大变动时期已渐渐减弱，及至清初，更不成气候了。这与急剧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和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是不同的，他们在汉族人民的血泊中夺取南方、稳定政权之后不再盲目、愚蠢地继续虐杀汉人，更不与汉人的传统文化对立，而是以远比蒙古人高超的统治才能和文化修养实行威柔并济的文化统制。被明代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摇撼过、批斥过的程朱理学，在康熙等人的竭力倡导下又神气起来，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戏剧创作的敌人。反清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主张通过研究经史来复兴民族、改革社会、启迪天下，但他们在提倡严正的学术风气的同时也抨击了明代反道统的进步思想家，甚至还抨击了小说和戏曲。结果，尽管梁启超把清代的学术发展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上却反而出现了那些近似文艺复兴的因素一时被压抑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于上层抗正统、违古典的文学思潮的被贬抑，直抒性灵的文艺方式的被遗弃，以及下层市民文艺的被轻视。难怪梁启超要把文艺置之于“复兴”之外了。
但是，尽管创作思想有所变易，戏剧的繁荣局面倒一时没有变化。康熙等人并不厌弃戏剧，官绅地主更以私养戏班作为奢侈生活的重要标志，据记载，康熙年间北京“养优班者极多，每班约二十余人，曲多自谱，谱成则演之，主人以为不工，或座客指疵，均修改再演。”（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于此可见一时之风。有一些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不愿与清王朝合作，蔑弃科举，或以剧遣怀，或借剧泄忿，也使剧坛保持了不少生气。清初比较有影响的是李玉、朱素臣等吴门戏剧家，他们的成功之作是歌颂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和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暴政的剧本《清忠谱》，这个剧本以发生在一六二六年的实事为依据，与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为中国戏曲史上所罕见，艺术上也条理清晰、气氛浓郁、真实动人。李玉还写过《干钟禄》、《万里缘》等一些不错的剧本，朱素臣则有《十五贯》、《翡翠园》祭当时还有几个以写杂剧为主的剧作家如尤桐、吴伟业等，把戏当做诗歌来写，人称“案头之曲”，寄寓个人感伤，很难付诸演出。李渔就出现在这样的境域之中。
李渔（一六一一～一六七九年），晚年号湖上笠翁，原籍浙江兰溪，出生于江苏如皋。早年好象受明“公安”、“竟陵”派文学的影响较深，神颖任侠，不拘古礼，游历四方，曾到过苏、皖、赣、闽、鄂、鲁、豫、陕、甘、晋、北京等地。十七世纪中期清兵入浙前后家道衰败于战乱，面对满目凄伤，他思想变化很大。尤其是著述和藏书被焚，使他不能不感慨于学术文化在离乱之世的空虚和软弱。就此，他从沉迷于文章意气，变得孜孜于应世干禄。入清以后他移居杭州、南京，曾开设过有名的“芥子园”书铺，出过不少带有明显商业性目的的工具书，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
李渔酷爱戏剧，他一生最主要的行迹是戏剧活动。他曾这样自述：
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
他家里设有戏班子，经常奔走于达官贵人门下以博取馈赠。家庭戏班中的女旦，多半是他的小妾，此时他已无田产支撑这么一个庞大而腐化的家庭，不能不在许多方面仰仗权贵：负笈四方，托钵终年，往吸清风，归餐明月。
莫作人间韵事夸，
立锥无地始浮家。
制成小曲惭巴蜀，
折得微红异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