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惟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的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围的居民赶着瞻仰风采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来围攻？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的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例如，他们说起的16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这样的味道。说是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涨的亚里斯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
野猪果然消受不了亚里斯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从此，这道美味便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自嘲出于幽默，但当师生们把它付诸行动，年年延续时，也就变成了游戏和童话。
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英语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插图。这个故事是以牛津城为背景创作的。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威权隆重还会着迷于年龄早不相称的童话。
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的一种隐秘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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